文化部


关于对营业演出单位和演出场所试行“营业演出许可证”的规定

1985年5月2日，文化部

第一条 为适应当前改革的形势，进一步把文艺演出搞活和管好，根据国务院国发〔1983〕97号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通过文艺演出或经营演出取得收入，即为营业演出。
第三条 凡进行营业演出的单位、个人，经营演出的场所，都须得到当地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批准，领取《营业演出许可证》。
持有“营业演出许可证”，接受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遵守国家有关营业的各项法令，即具有合法经营文艺演出的资格。
第四条 “营业演出许可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和他们委托的部分地（州、盟）、市、县（旗）文化局分级发放。许可证年度内有效。每年复核一次，换发新证。
过期的许可证作为艺术档案，由使用单位存档。
第五条 “营业演出许可证”和申请表的式样由文化部统一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负责制作。
申请表填写一式二份。一份由签发单位日常工作使用，一份交申请单位保存。
发放许可证，酌收工本费和手续费。
第六条 “营业演出许可证”分为三种：
甲、发给国营专业文艺演出团体、艺术院校、政府其他部门和总工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的专业演出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文艺团体，及集体经营的专业剧团、个体艺人等。
乙、发给专业剧场、影剧院、礼堂、俱乐部、文化宫、文化馆、艺术馆、音乐茶座、体育馆、饭店宾馆的演出厅等各类演出场所。
丙、“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发给临时进行营业演出的单位和场所。
第七条 “营业演出许可证”只限本单位或本人使用，转借无效。持证单位须将自己的演出活动如实记载，以备检查。演出情况与证件不符或记载内容弄虚作假，文化主管部门可给予批评、罚款、限期停演、没收或吊销许可证处理。
第八条 文化部、其他政府部门、总工会等群众组织、大型国营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专业文艺团体均向当地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请许可证。
第九条 营业演出应携带“营业演出许可证”，以备查询。演出完毕结帐时，演出场所给演出单位的许可证填写核算款项情况并盖章。
第十条 演出单位到外地巡回演出，应参照文化部颁发的《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巡回演出工作管理条例》规定进行。
第十一条 演出团体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演出的节目要注意社会效果，努力创作和演出有利于鼓舞建设四化热情，提高人们精神境界和社会道德水平的好节目。
第十二条 各类演出场所是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要遵守《全国剧场管理工作试行条例》和其他有关营业的各项规定。搞好服务工作，把演出场所办成人民群众喜爱的、文明的文化娱乐场所。
第十三条 非演出单位不得组织营业演出。组织各类庆祝活动、纪念活动、联欢时应采取内部形式进行，不得售票和收费；如有特殊理由必须公开售票或收费，应报文化主管部门批准，领取“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但组织者不得以此赢利。
第十四条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演出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保护合法的文艺演出。对无证演出有权责令停演、没收非法演出收入和罚款。
第十五条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认真执行本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可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生效。


监督监督者

杨涛


贾军英，这位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有幸荣登”为全国首位落马的省辖市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近日被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犯受贿罪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为中国的贪官榜上又添加了浓黑的一笔。不过，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最不能容忍的却不是其收受他人财物价值50余万元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事实，在贪官们的犯罪数额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的今天，贾军英的区区50余万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吸引媒体眼球的是他的特殊身份——反贪局局长。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反贪局——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直接承担着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进行侦查的职能。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可谓是重中之重。在长期的权力与权力的对话实践中，反贪局局长们也能最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手中权力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因此，一些反贪局局长自称反贪局为“天下第一局”也许是这种荣耀的最好写照。但是，反贪局局长带头腐败，社会将无从去寻找公平、正义和良心的保护者。因为，如果说一般官员的腐败是污染了水流，那么反贪败的人也腐败则是把水源污染了。所以，反贪局局长自身也腐败是最不能容忍。
然而，贾军英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反贪局局长。在他之前，去年12 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依法对贵州省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刘国庆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刘国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０万元，赃款予以没收、追缴。在他之后，今年6月，因成功查清“马向东”案而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8家单位荣记一等功的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由于涉嫌违纪被免职，并被立案审查。
我们不能不为之而大声惊呼：反贪局局长们怎么了！现在也许到了我们好好地检讨反贪败的人、监督者为何也屡屡落马的时候了？
追根溯源，法律是由人来进行而不是神或者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执行，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性是有弱点，人心中总是隐藏着贪欲的魔鬼，权力会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诱惑，掌有权力者只要有缝隙便会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只有遇到边界才会停止。而反贪局局长们之所以为反腐败者，是因为他们是处于反腐败的位置，并非其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因而，反腐败的人如果道德自律的失范和没有制度上的有力制约，又自认为掌有反腐败的权力、自认为持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一般人对他奈何不得，可以放松对自身的严格要求，那么，贪欲总是在有机会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因而，在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反腐败的人并未把查办腐败案件当作一项正义的事业，不是以一腔浩然正气去查办腐败案件，不是把查办腐败当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正义事业，不是站在腐败分子势不两立的高度去查办腐败案件。而是要么因为有领导批示、交办，为完成领导的要求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了多出政绩，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考评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多查办案件多追赃多返还，为单位小集体多出效益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这些掌有实权的腐败分子不敢小瞧自己，为自己今后谋私利提供更多方便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为打击政治对手而查办腐败案件。因而，一些那怕是被中纪委表彰的“反腐英雄”、 “反腐标兵”， 并不把腐败看作是可耻的事情，反而在反腐败斗争中看到腐败给人带来的好处，也热衷于搞腐败。贾军英也有不错的工作业绩，在全省反贪考核工作中，太原市反贪局连续5年第一，尤其是2002年，太原市反贪局获侦查、综合两项全省第一，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自己从事腐败。
反腐败走向误区、反贪败的人热衷于搞腐败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权力具有易腐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只有受到监督和制约，腐败者才不能利用权力去从事腐败，从而也在道德上更加自律。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反贪局局长们没有受到监督，他们上面有检察长，检察院之上有人大的监督，还有党委纪检委的监督，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其强有力的作用让反贪局局长们在腐败面前望而却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承认，反贪局局长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反贪局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掌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检察长，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用人上并没有建立对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的特殊的人员遴选机制。反贪局局长的任用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中层领导，无须特殊的资格和道德上的要求，反贪局局长的任用不须公开选拔，不须公示，他们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进行述职，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相反的是一些地方领导意识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随意安排自己的人担任，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如机构升格、局长进党组）。因而，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在进入门槛之时起就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要有更为严格的资格和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任职公示和报告工作、接受质询等相应的制度都要建立起来。
我们也承认，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但是针对这种强力公权的制约却软弱无力。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自立、自侦、自捕、自诉、自撤，当然这里面也有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上级监督，但这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效果可想而知。因而，对于反贪局侦查的案件，必须引入法院的制约，对于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必须要由法院来审查批准。而对于群众举报的案件不立案及已经侦查的案件要撤案，必须接受群众和人大代表的监督，向他们说明理由，形成制度化。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此外，由于反贪局是反腐败机关，加之地方领导对于反贪工作的依赖，是干涉的多、监督的少，地方纪委由于工作联系与反贪局工作联系密切，也是监督乏力。因而群众举报他们的腐败问题，查处是异常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在人大和纪委中建立一种针对反贪局工作人员腐败的必须建立特殊的调查和侦查机制，确保对于群众的举报能及时启动调查，监督者也不能逃脱监督。
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说：“没有一种权力可能超出其法律限制而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和约束。” 反贪局长们的权力只有受到法律的规制和其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才能合法运行造福于人民。因而，监督监督者是我们永恒的命题。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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