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需求，通过分析行政私益诉讼案例，提出推动行政公益诉讼的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是：以行政审判权的能动运行为基本方法，以“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契合为司法哲学，以审判权的能动运行促进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关键词: 行政诉讼 私益诉讼 公益诉讼 能动司法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对于为什么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没能建构真正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法学界观点纷纭。如何解决当下的“国法”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而“天理和人情”又要求司法回应公益诉讼的矛盾？本文从三起具有公益诉讼性质的民事行政关联诉讼典型案例的审判过程、审理结果和审判经验的实证分析入手，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需求，在论析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理念价值的同时，探讨以审判权的能动运行促进和推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司法路径，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的修改完善有所裨益。本文所讨论的法理学问题是：一是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何对在私益诉讼中凸显出的社会公益诉求进行法律识别；二是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来应对和处理行政诉讼中涉及社会公益诉求的各种社会矛盾；三是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在缺乏公益诉讼制度的情况下，是否应当承担“自然法”宣示者的社会责任；四是法官对于行政诉讼中私益与公益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情形如何进行法律适用；五是在中国转型社会的现阶段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路径选择中法官应当起到怎样的引领作用。

　　一、典型案例的启示与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虽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未能透过行政法官的审判实践经验来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规则设计和制度建构。本文选择的典型案例来源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事一审和武汉市桥口区人民法院行政一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均已审结的三起民事行政关联诉讼案件。这三起典型案例的起诉者均为居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公民马长松。马长松是武汉市园林局下属国营汉阳渔场的职工，同时也是该渔场龙阳湖渔业养殖承包人。龙阳湖位于武汉市汉阳区，是武汉市人民政府特许从事渔业养殖的面积较大的湖泊。2004年，原告马长松与国营汉阳渔场经协商一致后签订了渔业养殖承包协议，并开始承包养鱼。但养殖经营却并不顺利。由于龙阳湖附近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污水、居民生活污水和地面径流污水均未经处理而直接向湖内排放，加上渔业养殖大量使用人工饲料和消毒药水等多种污染，造成湖水大面积污染，经常发生死鱼现象，最后龙阳湖的水质达到劣五类水体污染标准，凡投放的鱼苗立即死亡，根本无法从事渔业养殖。马长松承包后所投入的资金几乎全部损失，经济损失经过鉴定有239万元之巨。面对因水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马长松选择龙阳湖附近正在排污的大型企业武汉卷烟厂作被告，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因环境污染造成其渔业养殖的全部经济损失。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民事诉讼证据难以确定环境污染多因一果的赔偿责任，原告马长松与其代理律师为了确保民事诉讼私益目的实现，试图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收集民事环境侵权责任的证据。马长松将武汉市环境保护局和武汉市水务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其履行防治和防护龙阳湖水污染的法定职责并附带赔偿因行政不作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元。

　　案例一：原告马长松诉被告武汉卷烟厂、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市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一审法院案号为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07)阳民二初字第43号。一审法院审理结果是裁定准予撤诉。

　　案例二：原告马长松诉被告武汉市环境保护局履行法定职责附带行政赔偿案。一审法院案号为武汉市桥口区人民法院(2007)桥行初字第27号，一审法院审理结果是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马长松不服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案号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武行终字第24号，二审法院审理结果是裁定准予撤回上诉。

　　案例三：原告马长松诉被告武汉市水务局履行法定职责附带行政赔偿案。一审法院案号为武汉市桥口区人民法院(2007)桥行初字第28号。一审法院审理结果是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马长松不服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案号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武行终字第33号。二审法院审理结果是裁定准予撤回上诉。

　　(一)审判过程：私益诉讼隐含公益诉求带来的诸多问题

　　马长松提起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在一审法院的审理过程并不顺利，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

　　首先，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虽然在民事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案件审理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本案中的水质污染是多因一果所致，被告武汉卷烟厂拿出了行政机关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和污水处理达标检测报告辩称龙阳湖的水质污染与己无关，同时辩称龙阳湖周边还有几十余家企业事业单位生产污水和几十万户居民的生活污水都在向龙阳湖直接排放，原告马长松应当去起诉其中没有排污许可证或污水处理不达标的企业事业单位和负责生活污水处理的部门。原告马长松就此追加负责当地生活或污水处理的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国有企业作为本案民事侵权赔偿诉讼的共同被告。然而，被追加的四个共同被告均辩称其虽然负有处理生活污水的责任，但他们是靠政府财政拨款和水费收取来进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的，因为没有经费保障无法履职的应当免责。另外，五被告均辩称雨雪天地面径流的污染源以及马长松自己承包渔业养殖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样也是造成水质污染的多种原因之一，这个污染原因不能由他们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多因一果的环境侵权情况如何划分环境污染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倒置但举证证据难以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法官如何再次分配举证责任？

　　其次，环境污染责任划分技术鉴定困难问题。对大面积湖泊水体环境污染原因的相关鉴定证据的技术含量要求很高，且现在还没有环境侵权的鉴定标准。环境侵权责任鉴定所需高昂的鉴定费用究竟由谁来承担？对于提供了政府行政机关依合法程序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及污水处理达标检测报告的企业是否可以认定其免责？工业排污、生活排污、自然污染和养殖业污染的成因和责任分担标准究竟如何划定？这没有一个明确的比例，目前也无法进行专业的技术鉴定来确定。如此一来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陷入了僵局。

　　再次，私益诉讼中隐含公益诉求的法律识别和价值判断问题。根据民事法官的释明和对举证责任的再次分配，原告马长松如果不能再提交相应的补强证据，法院可能难以支持他的民事诉讼请求。为了突破民事诉讼举证的困境，实现保护私益目的，马长松提起了行政取证之诉。虽然原告马长松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行政诉讼的最初目的是为收集民事诉讼证据，亦即是出于追求私益的目的。但是，环境污染多因一果带来的民事审判难题实际上就隐含着对社会公益的诉求。通过行政诉讼收集民事诉讼证据虽然是误打误撞引发了公益诉求，但其实社会公益早就隐含在众多的私益诉讼之中。

　　(二)审判结果：基于社会公益诉讼性质的司法难题

　　关于原告马长松诉被告武汉市环境保护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我国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法定职责是实行严格的地域管辖职责划分，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已明确授权规定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龙阳湖地处武汉市汉阳区辖区内，其环境污染防治和保护的行政管理职权理应由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及武汉市汉阳区环境保护局承担。因此，鉴于本案被告武汉市环境保护局的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关于原告马长松诉被告武汉市水务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并未明确赋予水务局履行水污染防治的法定行政管理职责。因此，被告武汉市水务局不是对龙阳湖水污染防治履行法定行政管理职责的适格主体。鉴于原告马长松对本案适格被告主体的诉讼对象选择错误，一审法院同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一审法院两份驳回起诉的行政裁定书给马长松试图通过行政诉讼收集民事诉讼证据的梦想当头一棒。原告马长松不服一审法院裁定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调查，承包合同虽然是马长松个人签订，但有40名原渔场职工在其承包的养殖场工作，马长松诉讼的目的还涉及40名职工生活保障的群体性利益问题，案件审理存在着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因素。

　　在上诉过程中，上诉人马长松还通过其代理律师邀请了专门从事环境公益诉讼事务的知名学者作为诉讼代理人，主流媒体对行政诉讼二审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了报道，龙阳湖水质污染所涉及环境保护公共利益的问题迅速成为当地政府行政机关、老百姓和社会舆论热议的公共话题，私益诉讼的目的意外引发了社会公益的诸多问题，使二审过程明显地显现出公益诉讼的性质和特点。这三起民事行政关联诉讼表象上是原告马长松个人提起的三起私益诉讼，但实质上既有隐含群体性利益的诉求，又凸显公益诉求。如何通过解决行政私益诉讼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期待，成为二审行政法官面临的难题。

　　(三)审判经验：基于审判过程和处理结果的法理学诘问

　　鉴于上述司法难题，合议庭尝试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和民事诉讼调解相结合，应对民事行政关联诉讼所涉及社会公益诉求，将行政审判中凸显的公益诉求与民事侵权纠纷合并化解，通过妥善化解民事行政关联案件中所涉及的个人利益、群体性利益和公共利益矛盾纠纷，妥善解决关联诉讼涉及的社会公益诉求。法院通过协调和解的沟通方式使被诉行政机关认识到其在履行法定职责上确有欠缺，被诉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依法积极履行龙阳湖水污染治理和防治相关的法定职责，有效地促进了龙阳湖的环境污染治理和防治工作。经过合议庭多次主持行政协调和解及一审法院积极配合做好民事调解工作，马长松提出的渔业养殖损失及40名渔场职工的生活安置问题均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主管行政机关的妥善安置和补偿，马长松与行政机关之间就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也达成了谅解。于是，马长松自愿提出撤回民事一审起诉和行政上诉的申请，三起民事行政关联诉讼案件均以撤诉方式审理结案。

　　三起案件妥善处理的审判经验是：法官在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情况下，运用行政协调和解和民事诉讼调解相结合的司法审判方法，一并妥善解决了带有公益诉求的民事行政关联诉讼案件。行政审判权的运行既解决了私益诉讼纠纷，又化解了其中涉及的社会公益诉求，案件以私益诉讼为起点，以公益诉讼为终点，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三起民事行政关联诉讼典型案例的审理过程和处理结果向法学理论界提出的问题在于：如何在私益诉讼和公益诉求之间寻找兼顾私益和公益的平衡点？在私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如何创造性地适用法律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行政法官的实践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我们预见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未来。

　　二、价值理念的确立与追求

　　面对审判过程中显现出的社会公益诉求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法理学的层面来思考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和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价值取向。“公共利益是由社会总代表所代表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形式上或实质上的社会利益。”①然而，因其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各不相同。对于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如何界较为困难。而且，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又有所区别，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不仅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还必须具有诉讼程序上的可操作性和实际意义。行政公益诉讼是指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行政诉讼。法官如何识别和认定行政诉讼案件中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如何识别公益与私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和政府利益的区别，需要从行政诉讼的目的和公益诉讼的价值理念来进行识别和判断。

　　(一)现代行政审判权能动运行的价值理念

　　“当今中国社会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相比，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和复杂性。”②行政公益诉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体现社会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公益诉求凸显的行政诉讼案件类型相对集中在环境资源保护、国有资产流失、反垄断、公共管理职责履行等范畴内。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体制和法律制度框架并未设置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制度，加上现在各地法院普遍实行的是严格的立案审查制度，大量涉及社会公益的行政诉讼还是难以被法院受理立案。正如本文典型案例一样，目前只能是通过私益诉讼的方式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实现公益诉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


转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哈行办发〔2009〕61 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各委、办、局，地直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1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１６１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３日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７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努尔 ·白克力

二○○九年四月七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根据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爆破作业和硝酸铵的销售、购买活动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主管全区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及其储存的安全监督管理；州、市（地）、县（市）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及其储存的日常安全监督管理。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及其储存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交通和铁路、民用航空等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的相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第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实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

前款所列单位是治安保卫工作重点单位，其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互通信息，提高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效能，对民用爆炸物品流向实行动态监控。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和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建立民用爆炸物品登记制度，如实记录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流向，并将有关信息输入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接受管理部门的监督。

第六条　鼓励生产企业采用提高民用爆炸物品安全性能的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生产民用爆炸物品。

鼓励发展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配送、爆破作业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第七条　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的企业，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申请《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取得《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在基本建设完成后，应当向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提出安全生产许可申请。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曰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意见报送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主管部门。

第八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所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应当经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主管部门标注安全生产许可，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活动；办理工商登记后３日内，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公安机关备案。

第九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民用爆炸物品上标注警示标识、登记标识，并对雷管编码打号。

第十条　采用现场混装方式生产炸药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取得《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并于实施作业前１０日内向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报告。

使用现场混装方式生产的炸药，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并在许可证载明的工程范围或者作业区域内使用。

第十一条　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应当向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取得《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从事销售活动；办理工商登记后３日内，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公安机关备案。

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设立销售分支机构的，应当向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销售民用爆炸物品。

第十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单位购买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公安机关提出购买申请，依法取得《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

第十三条 销售、购买民用爆炸物品，按照自治区有关“属地管理、划片供应”的规定办理，逐步推行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直接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

第十四条 销售、购买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当互相查验对方持有的许可证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第十五条　销售、购买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应当自成交之日起３日内，将销售、购买的品种、数量以及购买、销售的单位向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和所在地县（市）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设计和施工，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

生产、销售企业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竣工后，由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组织验收；使用单位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由所在地县（市）公安机关组织验收。专用仓库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和使用单位应当将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禁止将民用爆炸物品与其他物品混放。

在爆破作业现场临时存放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条件，并由专人管理、看护。

第十八条 　 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收货单位应当向运达地县（市）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运输行为应当与许可证载明的收货单位、销售企业、承运人、一次性运输有效期限、起始地点、运输路线、经停地点以及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相符。

第十九条　经由道路运输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

（二）按照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以及时间、地点、路线运输；

（三）运输车辆安装行驶记录仪或者卫星定位仪；

（四）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配备押运人员；

（五）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或者被抢的，应当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民用爆炸物品由库房运至作业地点的，应当使用防暴箱或者专用运输车辆。

第二十条　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应当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从事营业性爆破作业的单位持《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实施爆破作业；办理工商登记后３日内，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一条　爆破作业单位应当按照资质等级承接爆破作业项目；并按照国家规定的课时和内容，对本单位的爆破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仓库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爆破作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按照资格等级从事爆破作业。

跨州、市（地）从事爆破作业的，应当事先将爆破作业项目有关情况向爆破作业地的县（市）公安机关报告，并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实施爆破作业。

第二十二条　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如实登记领取、发放、清退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编号以及领取、发放人姓名和领取、发放、清退时间，并将记录保存２年备查；

（二）遵守爆破安全操作规程，由专人负责指挥；

（三）在危险区边界设置警示标志，安排警戒人员，并在爆破前发出信号；

（四）放置爆炸物品和装置，应当有两名以上人员操作；

（五）爆破作业结束后对现场进行检查，排除未引爆的民用爆炸物品，确认安全后解除警戒；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三条　民用爆炸物品变质或者失效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和使用单位应当及时清理，登记造册，制定销毁实施方案，按照管理权限报送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公安机关。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单位销毁民用爆炸物品，由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监督实施；使用单位销毁民用爆炸物品，由县（市）公安机关监督实施。公安机关依法收缴的民用爆炸物品，由收缴的公安机关负责销毁。

第二十四条　禁止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和《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县（市）以上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单位的监督检查，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发现违法行为及时予以查处。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有权举报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对举报有功的人员，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奖励。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销售行为，没收非法销售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并处１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自治区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民用爆炸物品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办理许可的；

（二）未依法履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管理不力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行为，依照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