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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儿童计划免疫条例

时间:2024-05-20 10:03:02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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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儿童计划免疫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儿童计划免疫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2月22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4年12月22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儿童相应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儿童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对儿童相应传染病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免疫工作目标、免疫程序,对本省境内七周岁以下儿童进行预防接种。
第三条 儿童计划免疫是指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混合制剂、麻疹疫苗的接种和推行乙型肝炎疫苗的接种。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制定儿童计划免疫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是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财政、民政、教育等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儿童计划免疫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承担本辖区内儿童计划免疫的业务指导、技术培训,疫苗、菌苗的管理,预防接种的组织实施,疫苗、菌苗效价和免疫效果的监测评价等工作。
第七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和个体从医人员,承担责任区内的儿童计划免疫任务,按照国家《计划免疫技术管理规程》进行预防接种并报告疫情。
第八条 村(居)民委员会、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校应当配合医疗保健机构和个体从医人员,按规定完成儿童计划免疫任务。
第九条 实行儿童预防接种证制度。家长或监护人应当在儿童出生两个月内到现居住地的医疗保健机构办理《预防接种证》,并按规定为儿童接种。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在办理儿童入托、入园、入学手续时,必须查验《预防接种证》。
第十条 实行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制。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规定入保者和防疫服务单位的权利义务。具体实施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儿童计划免疫所用疫苗、菌苗必须由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单位生产,由各级卫生防疫机构统一订购和供应,严禁其他单位和个人生产和经营。
第十二条 儿童计划免疫所用疫苗、菌苗的预算、运输、贮存和使用,必须按照国家《计划免疫技术管理规程》进行。

第十三条 儿童计划免疫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专项列支。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混合制剂、麻疹疫苗和冷链器材的装备等费用由省财政承担。冷链设备的运转、维修、更新所需费用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乙型肝炎疫苗实行自费。
第十四条 发生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鉴定,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对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六条 对拒绝承担儿童计划免疫任务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对个体从医人员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执业、行
医许可证。
第十七条 家长或监护人拒绝为儿童接种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混合制剂、麻疹疫苗的,拒绝办理《预防接种证》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处以一百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补种办证。
第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非法生产、经营儿童计划免疫所用疫苗、菌苗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全部疫苗、菌苗和非法所得,并处以相当经营金额一至三倍的罚款;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责任人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致使儿童漏种或疫苗、菌苗失效,造成相应传染病传播、扩散的;
(二)出售、使用失效的或假造的疫苗、菌苗,造成儿童病、残的;
(三)发生疫情漏报、迟报、不报,造成儿童相应传染病传播、蔓延的。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所收罚款上缴财政。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2月22日

中国银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实施后不得接受国家机关作为买方信贷业务保证人的通知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实施后不得接受国家机关作为买方信贷业务保证人的通知

1995年10月10日,中国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杭州市、济南、浦东分行: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该法已于1995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据此,总行特提请各有关分行注意,今后在办理买方信贷转贷业务的过程中,一律不得接受国家机关作为国内借款人履行还本、付息或付费义务的保证人。对于以前叙做项目中曾接受过的政府机关担保,待总行向有关部门联系请示后另行通知。


  法院文化是整个社会关于法院的观念、看法及其关联载体,其核心内涵是“关于法院”的精神观念,而这种精神观念是法院群体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有人认为,法院是务实的审判机关,文化建设是“务虚”,法院文化不过是一种口号或术语,没有现实意义,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会收益甚微或成本大于收益。这种观点的普遍存在决定了对法院文化建设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必要性。

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为法院文化建设顺利、有效的进行提供了主体的权利意识。社会主体需要法律制度来确认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所享有的意志自由,需要司法机关提供司法供给以满足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司法需求,更需要具有人文品质和司法品质的法官来解决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种纠纷,从而使得社会主体能自由表达自己的经济意愿,实施自己的经济行为,并根据市场的需要,独立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尤其是民商事司法领域的“为权利而斗争”私法文化,为近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埋下了文化伏笔。商事裁判的意思自治、公序良俗、对商主体专业的尊重、对效率的关注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内在关联,蕴藏着深厚的司法文化。由此,法院文化建设因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司法需求而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

成本分析

首先,是法院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项服务时支付的直接费用。法院文化建设的直接成本包括初期投资和追加投资。“法院文化包罗万象,既有物质形态的法院文化,也有精神形态的法院文化,但就法院文化的本体而言,是后者。法院的文化精神是内在的,其展示需要载体,包括人员、组织、建筑、设施、装饰、制度、规范、文字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事物,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表意系统。因此,法院文化建设必然是一项构建外部表意系统的工作。没有基本的表意条件和手段,法院文化精神无法彰显,就不可能被认为有文化。”法院进行文化建设,首先需要进行初期投资,如法院的基础设施、物质装备的完善等。再者,法院文化建设还需要追加投资。司法公信的树立,法院文化的养成,不是凭高大威武的审判大楼和精致现代的物质基础,公众对法院文化建设的认可和接受取决于法院的长期行为。法院的司法行为应从公众的角度出发,保持行为的连续性,最大程度的为公众利益服务,如现代信息技术在便民诉讼中的运用等,而这些均需付出物质成本。

其次,是法院在文化建设中所放弃的其他收益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经济学原理中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当把一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放弃的另一些产品生产上最大的收益。不同的利益之间必然是存在冲突的。法院在进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放弃一些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这就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机会成本。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要提升队伍素质、树立司法公信、形成文化自觉,需要“授人予渔”而不是“竭泽而渔”,需要不断的对法官进行教育培训,需要持续的提升法官的人文涵养。法院文化工程都是长期的系统工程甚至是一场文化苦旅,法院决策者如何对待机会成本,是法院文化建设是否可持续的关键。

最后,是法院在文化建设中如果不履行承诺、不讲信用可能承担的风险成本。根据经济学原理,风险成本是指由于风险的存在和风险事故发生后人们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和预期经济利益的减少。法院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公众的认可和接受,势必会影响司法公信,失去公众的信任,这对法院而言也是有风险的。社会公众只有对法院具有充分信心,才会接受司法裁判;只有在自己承担的义务和权利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才愿意与法院“合作”。如果法院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文化建设的同时,又枉法裁判甚至愚弄百姓,那么公众则会逐步失去对法院的信赖、拒绝与法院“合作”,拒绝履行裁判内容,不断申诉、上访等。这种情况下,法院实现任何一个司法意图都必须动用强制手段,运作成本会随之大大提高。

收益分析

达到任何目标都需要付出成本,衡量一项事物的存在价值关键在于收益与成本的对比。法院文化建设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赢得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和对法官的依赖,法院能够持续稳定的行使司法权,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司法秩序,进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在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法院追求的利益可以分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从理论上说,信用的依存度与长期利益成正比,而与短期利益成反比关系,即越是出于长期利益考虑,其信用行为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在短期利益的考虑中,信用往往容易遭到破坏。法院如果想获得长期稳定行使司法权的可能性,必须多多依赖信用;否则,在不讲信用的前提下,司法行为追逐的是一种短期利益,这种短期利益必然随着法院与公众的互动而灰飞烟灭。

其实,要形成司法秩序并非难事,因为司法具有强制性,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强制力来形成司法秩序。然而,如果法院频繁、过度的使用强制力而非公信力的话,反会增加公共成本。使用强制力的社会成本也远远高于树立权威和树立公信的成本,而法院文化建设正是树立权威、树立公信的优先途径。基于强制力形成的司法秩序、社会秩序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而收益又是短期的、微乎其微的。因此,法院文化建设对于形成理想的司法秩序、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