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对未成年人轻微涉暴案件构成抢劫罪的思考/张鸣

时间:2024-06-02 02:54:49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866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对未成年人轻微涉暴案件构成抢劫罪的思考

张 鸣


在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轻微涉暴以及向未成年人获取少量财物的案件,公安、检察两家对定性争议颇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将此类案件一律以抢劫罪提请报捕、移送起诉,而检察机关普遍将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即未成年人是否达到16周岁至18周岁,已满16周岁的一般以构成是构成抢劫罪,作出有罪不诉;不满16周岁的一律以不构成犯罪,作出无罪不诉。公安、检察两家对是否构成犯罪的标掌握相差甚远。现举例如下:
(案例一)犯罪嫌疑人严荣(1984年9月11日出生)、张发豹(1983年3月28日出生)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10月21日凌晨,犯罪嫌疑人严荣、张发豹与他人合伙,在本市某区月湖公园的凉亭内,采用摸裤袋的手段,劫得被害人俞云的人民币13元。案发后,追回赃款10元。犯罪嫌疑人严荣、张发豹与他人合伙抢劫,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但鉴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且犯罪情节轻微,决定严荣、张发豹不起诉。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毛学主(1985年2月20日)伙同杨勇、励学辉、林金鑫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犯罪嫌疑人毛学主在宁波某学校教室内将被害人胡立挺(同学)叫到该校厕所内采用持刀威胁、打耳光、搜身等手段,从胡身上抢得人民币4.40元。同年11月13日下午,毛学主伙同杨勇、励军辉、林金鑫(均另案处理)在大闸路附近,采用持刀威胁、拳打脚踢等方式从胡立挺处劫得人民币95元,而后四人又将胡立挺和赵孝成(同学)带到包家村蔬菜基地附近,采用语言威胁方式从赵孝成处抢得人民币80元,并威胁胡立挺不许告诉老师。犯罪嫌疑人毛学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当场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但被不起诉人毛学主在归案后能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具有立功表现,且犯罪时未满16周岁,可以免除处罚。决定对毛学主不起诉。
(案例三)犯罪嫌疑人罗祥峰(1983年11月14日出生)、王海(1983年3月2日出生)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9月6日中午,犯罪嫌疑人罗祥峰、王海两人在某中学门口,将该校学生董某带至一偏僻处,然后对其采用拳打脚踢等手段,劫得董人民币7元。两犯罪嫌疑人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但犯罪时未满18周岁,且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除处罚,决定对罗祥峰、王海不起诉。
(案例四)犯罪嫌疑人孙威伟(1984年12月3日出生)、邵鹏飞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10月下旬的一天,犯罪嫌疑人孙威伟、邵鹏飞(另案处理)在某区开心电子游戏房附近,采用打耳光,脚踢等手段从被害人方某处强行索取人民币15元。2001年10月21日,犯罪嫌疑人孙威伟、邵鹏飞在某邮政局附近拦住某中学学生王某,并向其索要钱财,另一学生陈某稍有不满,孙、邵二人即对其拳打脚踢,并继续向王某索要钱财,王无奈给了孙、邵人民币20元。犯罪嫌疑人孙威伟采用轻微暴力向未成年人索要少量财物,且作案时未满16周岁,属情节显著轻微,尚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孙威伟不起诉。
(案例五)犯罪嫌疑人黄君迪(1984年9月20日出生)、张飞龙(1984年10月30日出生)、王晴波(1986年1月26日出生)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3月份的一天上午,犯罪嫌疑人黄君迪、张飞龙、王晴波三人在某中学附近一小巷内采用拳打、脚踢、括耳光等手段,从被害人陈某(同学)处抢得人民币10余元。犯罪嫌疑人黄君迪、张飞龙、王晴波使用较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少量财物,且作案时都未满16周岁,属情节显著轻微,尚不构成犯罪,决定对黄君迪、张飞龙、王晴波不起诉。
以上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却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同的人民检察院对涉案人有些作出定罪不诉(相对不诉)、有些作出无罪不诉(绝对不诉),可见此类案件在定性处理上有一定的难度。在诉讼过程中,围绕着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检察院普遍认为凡使用过暴力(轻微)或以语言相威胁,强迫他人(未成年人)当场交出钱物(不论数额大小),其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特征,构成抢劫罪。具体到个案考虑到涉案人犯罪时尚未成年,检察院大多依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同时作出相对不诉。对构成犯罪这一点同公安办案单位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其在处理上仍然作出相对不诉的决定。与公安所期望的提起公诉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对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虽然也采用以上手段,检察院一致认为可以考虑不认为是犯罪。这种以年龄(层次)作为定罪标准的法律依据是1995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朱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的规定:“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各地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的确也是这样操作。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是有影响的。笔者认为,对以上做法值得深入研究以期吸取教训。首先,应该明确不论涉案人是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或是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均属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我国民法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才能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同样,我国刑法对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年龄段的人所为的刑事行为也不是属于负完全刑事责任的时期,属于减轻刑事责任时期,所以法律规定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把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其次,以语言威胁和轻微暴力向其他未成年人强行索取少量钱物,均属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依照刑法第十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对其作出其无罪不诉。(对毛学主采用持刀威胁除外)最后,抢劫罪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抢劫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由于抢劫罪不仅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性质比较严重,所以在立法上对构成抢劫罪的数额和情节没有作限制性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对成年人的犯罪认定主要考察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是否实施了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符合的就构成抢劫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认定抢劫罪根本不需要考虑数额和情节。尤其对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抢劫犯罪侦查部门更加需要认真对待。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而社会危害程度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认定某种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只从形式上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犯罪的基本特征,还必须综合考察各方面的情节来判断其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应受刑事处罚的犯罪程度。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对抢劫罪的认定也应当如此。
在实际生活中,有些行为人特别是未成年人,虽然强行劫取了他人财物,但其强制手段并不严重,索取行为比较有节制,抢得的财物又微不足道,就可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只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就以上案件而言,涉案人有的作案时年满 14周岁未满16周岁,有的作案时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多数采用拳打、脚踢或括耳光及语言相威胁的手段,多次向其他未成年人强行索取钱物,且每次索取得到的至多在10至20元不等的人民币。从其主体身份、作案的手段、选择的对象、选择的地点、索取的钱数以及行为的后果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流氓习气的表现,其抢劫行为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已经体现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是多年来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刑事侦查、起诉部门在承办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轻微涉暴案件中不但要执行司法解释,更要准确把握《解释》的精神实质。

(作者单位: 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

江苏省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暂行规定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江苏省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

苏发改法规发〔2005〕328号  2005年4月18日

省建设厅、交通厅、水利厅、经贸委、外经贸厅、财政厅、监察厅:
  为了加强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之间的联系、沟通与协调,有效解决招投标行政监督过程中以及招投标法律法规执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建立起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各司其职、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的长效工作机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4〕56号)的有关要求,省发改委于2005年2月24日召集省建设厅、交通厅、水利厅、经贸委、外经贸厅、监察厅等各相关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管部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交流了各部门2004年的招标投标监管工作,并经讨论修改,原则通过了《江苏省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暂行规定》。现将该暂行规定予以印发。


江苏省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对全省招投标工作的指导、协调和行政监督,建立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各司其职、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的长效工作机制,根据《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4〕56号),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坚持平等协商,讲求实效的原则。
  第三条 省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席会议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建设、交通、水利、经贸、外经贸、财政、监察等行政监督部门为成员单位。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部门参加。
  第四条 省招投标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一)分析招投标市场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商议解决方案和办法;
  (二)研究拟定有关招投标活动的重大政策建议,为相关立法、修法以及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三)研究分析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从招投标技术层面就法律法规适用等问题,提出执法执纪的依据和处理意见;
  (四)协调、解决有关部门在依法实施行政监督过程中出现的争议;
  (五)加强部门之间在起草招投标配套政府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时的沟通和协
  调;
  (六)组织对招投标活动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联合调研,对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进行联合执法检查;
  (七)相互通报招投标方面的信息,交流招投标方面的材料、文件;
  (八)其他重要事项。
  第五条 部门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两次。因工作需要或者成员单位要求,可以适时召开。
  部门联席会议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召集。各部门承担招投标管理和监督工作的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参加。
  会议内容及具体时间,由会议牵头单位发文通知。
  第六条 对于重大问题或者特殊问题,应当召开由各部门分管招投标工作的负责人参加的部门联席会议。
  第七条 部门联席会议通过集体讨论、协商一致后,将会议议定事项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印发各有关成员单位。
  对于会议纪要明确的事项,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实施。对于情况较为复杂、难以达成统一意见的问题,会议纪要中应当明确表达。对于重大事项可以联合向省政府请示。
  第八条 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分析研究招投标行政监督工作中的问题,部门之间应当加强联系和沟通,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及时、有效地解决招投标行政监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充分发挥部门协调机制的作用。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论自然资源物权受限下的生态补偿机制


[摘 要] 生态补偿机制是为防止自然资源配置扭曲,通过制度设计来修正发展平衡的问题。在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权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形下,应当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对这类权利人的受损利益进行补偿,以保证国家的生态治理过程顺利实施。
[关键词] 自然资源 物权 合理限制 生态补偿

一 、自然资源物权和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一)自然资源物权的意义
自然资源,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包括在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自然界中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自然资源物权是指以自然资源为客体的物权,即权利人为满足其权益需要,对自然资源依法或依合同所享有的直接支配与排除妨碍的权利。[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没有分清对土地本身的使用与开采埋藏于地下的矿藏以及采伐生长于土地之上的林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土地是承载其他自然资源的载体,其他自然资源均依赖于土地而存在。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资源是可以与土地分离或相对分离的,或者具有独立于土地的自身价值,同时由于资源本身具有稀缺性、价值性与可支配性,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资源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而学界也一般将自然资源划分为两大部分即土地与除土地以外的其它资源(也有简称资源的)。[ ]相应地,自然资源物权亦可分为土地资源物权和与其他自然资源物权。
与一般物权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物权属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基础物权。原因在于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意味着对人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要素的垄断或专有。[ ]在此基础上,学界认为,自然资源物权体系是指由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基本的物权权利类型,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自然资源他项权利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由于自然资源可分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自然资源物权体系又可分为土地资源物权体系和其他自然资源物权体系。
(二)生态补偿的意义
对于生态补偿的意义,国内外有不少定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对由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 ]另一种则是将生态补偿理解为一种资源保护的经济手段,通过对损害(或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受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 ]
我们认为,生态补偿不单是为了控制生态破坏,而应该包括因自然资源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态功能丧失的恢复和补偿,具体包括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经济补偿,对因开发利用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景观而损害生态功能,或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经济补偿。[ ]
(三)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生态补偿机制是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它以“资源价值论”的观念重新评价生态环境资源的现实价值,运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让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人们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和生存环境。
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的对象和政策制定的方向是,矫正生态环境保护或破坏行为产生的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以经济激励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这里的环境利益是保护活动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提高,或破坏行为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经济利益是生态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或效益。纠正后的利益关系应该是,享受因劳动付出而带来的生态服务的主体要支付费用,生产生态服务的主体应得到经济回报;相反,造成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主体支付费用,生态服务功能的产权代理人或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主体(如政府)应得到经济赔偿。
生态补偿机制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规范的形成、实施到产生调整社会关系效果的整个运行过程的综合原理,有系统和过程的意义。作为一种法律机制,它是从法律的各个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和从法律的动态上来考察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的运行过程。[ ]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事物在有规律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 ]
因此,生态补偿机制可以理解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它是指政府和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 促使环境、资源、生态的受益方给予施益方以合理的补偿, 实现索取与禀赋的相对平衡, 以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度和法规。由此可见, 建立公平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不仅能直接受益于每个人, 也是我们最终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 ]

二、我国在自然资源物权受限下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研究薄弱
自然资源物权人在物权受到合理限制之下,遭受的损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而且补偿对象有时很难准确确定。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对象,成为制约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在全面实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
1、补偿强度难以货币化。要对物权受限者进行合理科学的补偿,就必须对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建的投入成本及效益进行科学的计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保护和重建行为的科学性。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很难计算出间接成本或收益,从而难以科学确定补偿强度的量化。
2、补偿者和补偿接受者问题。产权的界定是生态环境补偿的前提,只有生态环境的产权明晰了,才能确定谁补偿谁的问题。但在资源和环境领域,产权界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许多生态环境的产权往往是模糊和虚化的,甚至是不可能清楚界定的,这样在实践中往往使生态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失去主体,导致无法清楚地确定补偿承担者和接受者。在对自然资源物权人进行补偿时,补偿承担者难以确定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3、生态补偿的内容不明确。生态补偿的内容很多,涉及面极广,而且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入,需要补偿的范围还要增多。由于国家和政府对在重点保护区农民的自然资源物权有更多的限制,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问题日益显现。
(二)补偿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
补偿资金渠道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补偿的重点为西部部分地区,而且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国家为主,地方投入较少;有限的资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个地区,造成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
(三)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
由于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补偿不能完全依法进行,基本上是采取“搭车收费”的方式,收费和使用主要以部门或行业为界,部门间各自为政,行业、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不能形成合力,也没有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部门行政色彩浓,导致生态补偿不到位,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相脱节。
(四)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
缺乏有效的监督,资金的收取和利用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许多证据已经证明国家用于生态建设项目而投入的巨额资金,被广泛用于部分地方和政府部门的私自渔利行为上,“暗箱操作”现象层出不穷,这就导致了权利受限者无法得到充分的补偿,并产生了高额的管理成本,从而危及到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观念上存在障碍
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还比较低,“资源无价”的错误观念还未根除,广大民众对生态补偿知之甚少,许多人甚至认为征收生态补偿金是“乱收费”,这些错误观念的存在是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的很大障碍,也为生态补偿工作的展开带来了巨大阻力。
(六)资金筹集问题
资金积累和筹措不足,是建立补偿机制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没有充分的资金来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七)补偿强度问题
一般来说,对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建的直接投入成本进行计算相对比较容易,可等同为将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到正常或预期的状况所需支付的费用。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它的保护和改善对社会提供的服务以及它的破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比较容易感受,但是很难评价到底得到多少利益或受到多少损失,并且在不同地区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评价值和需求是不同的,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认识水平也是不同的,因而很难计算出间接成本或收益,从而无法科学确定补偿的强度。[ ]
(八)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
就目前我国对该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不小的缺陷,主要有:
1、立法体系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中资源有偿使用原则未体现资源生态效益价值;有些资源保护法未将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其立法目的以及资源保护法律的有些规定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刑法》对破坏自然资源罪的规定欠缺生态效益考虑。
2、技术上的困难。征收生态补偿税需要准确确定税率,补贴需要确定补贴率,而税率和补贴率的确定都面临技术难题,政府为获取这些信息会支付较高的成本。生态补偿数额的确定应以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量和生态建设或恢复的效益量为标准,而生态影响的定量评估技术尚未充分开发、建立和普及。[ ]
我国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植树造林、草地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并未对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权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利益的补偿加以规定,即使有体现,约束力也不强,而法律条款之间本身存在着矛盾,更加影响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

三、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下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当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时,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应做好以下几个工作。
(一)明晰界定自然资源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