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履行与风险负担制度
刘贵祥

一、风险负担之涵义分析
　　所谓风险(Risk)，亦称危险，是指在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的债务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事由而不能履行，由此所产生的损害状态。所谓风险负担，即指上述风险应由哪一方负担1。首先，不能履行一般分为自始不能履行与嗣后不能履行。在自始不能之情形，因自始不能履行导致合同自始即失其目的，失其意义，失其客体，所以使之不发生任何效力。此种情况应由合同无效制度解决。其次，在嗣后不能履行之场合，该履行不能又可分为两种情形：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和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其中，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嗣后不能履行之情形，系属违约责任问题，此时合同债务变形为损害赔偿，由债务人负担；只要合同不解除，对待给付请求权即不消灭。因此，该问题也不属于风险负担制度管辖。最后，在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嗣后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也因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两种不同情形而异其结果。在单务合同中，债务人债务被免除，合同归于消灭；而在双务合同中，尽管债务人的债务无疑应被免除且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债务人已提供担保的情形除外)，但是存在债权人的对待给付是否也同时被免除的问题。换言之，一方当事人义务的免除是否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也被免除。该问题可谓是风险负担制度的第一要义。有鉴于此，风险负担专指因不可归责于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嗣后不能履行所产生的损失后果之负担。
二、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之比较
　　基于上述之分析，尽管“是否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标准成为划定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两种制度之分野，但由于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两者都发生在合同嗣后不能正常履行的场合，皆是分配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所致损害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在我国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原则的情况下，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更加难以区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由于违约责任包括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因此我们在此将风险负担与该两种责任进行比较：
　　(一)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之比较
　　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存在如下明显区别：其一，过错责任存在的前提是合同关系，包括双务合同关系和单务合同关系；而风险负担则仅仅以双务合同关系为前提。其二，过错责任适用于一切违约领域，诸如拒绝履行、不能履行、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等，而风险负担则仅适用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所造成的不能履行之场合。其三，过错责任以过错为成立条件，而风险负担则以双方当事人对不能履行没有过错为前提。其四，过错责任是国家强制债务人履行合同债务的法律手段，是道德和法律谴责与否定过错违约的集中体现，而风险负担则完全不具备这些品格，它是合理分配不幸损害的法律措施。其五，一般认为，风险负担尽管有债务人主义、所有人主义、交付主义等，但只要当事人一方有过错，即采取过错人主义。于此情况，如何区分风险负担和违约责任更成为问题，需要详细辨析。例如，在加工承揽合同中，材料由承揽人提供时，定作人过失地迟延受领，工作成果的毁损灭失由其负担风险，即定作人虽然得不到工作成果，但仍须支付报酬，在此，定作人承担的是风险，而非违约责任。但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迟延返还保管物，此间保管物毁损灭失，由保管人向寄存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非负担风险。
　　(二)无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之比较
　　尽管风险负担与无过错责任皆是合理分配不幸损害的法律措施，都是基于公平原则而存在，但是，这些共性仍不足以掩盖两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其一，无过错责任只是不考虑违约方是否有过错，并不否认过错概念及其存在价值。在实务中，违约方很可能是有过错的；而风险负担一般只能产生于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之场合，即使在一方当事人有过错时适用风险负担归责，该过错也不是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过错，不是酿成风险的过错，而是与风险有间接联系的另外原因的过错。其二，无过错责任具有补偿性，即通过责任者支付赔偿金等以使守约方的损失得到补偿；而风险负担不具有补偿性，填补不了守约方的损失，只是由谁承担不幸损害而已。其三，无过错责任由法律直接规定，存在的场合有限；而风险负担则可以产生于一切双务合同中2。
　　(三)应属于违约责任的几种损失情况
　　基于上述之分析，以下几种损失分配均属于违约责任，而非风险负担：(1)在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未尽妥善保管义务而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属于违约责任。(2)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融租物在租赁期间内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向融租人赔偿该融租物毁损灭失的损失，属于违约责任；承租人已交付的租金不得请求返还或继续交付租金，属于风险负担。(3)在旅客运输合同中，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行李毁损灭失的，除非承运人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以外，应由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属于违约责任。(4)在货物运输合同中，运输过程中的货物发生毁损灭失，除非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否则应由承运人负担，属于违约赔偿责任。(5)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保管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保管人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属于风险负担。(6)在仓储合同中，在仓储期间内，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仓管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7)在行纪合同中，行纪人占有的委托物毁损灭失时，行纪人向委托人赔偿损失，属于违约责任；行纪人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属于风险负担。在借用合同中，借用人对借用物毁损灭失负责赔偿，属于违约责任。(8)在旅店、浴池业中，旅店放置客房或交由业主保管的物品丢失，由业主负责赔偿，属于违约责任。(9)在旅游合同中，旅行社、旅店赔偿游客交由它们保管的物品的毁损灭失，属于违约责任。
三、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的立法设计
　　(一)关于风险负担的立法主义
　　在双务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嗣后不能履行的场合，债务人被免除债务，是各国合同法的通则；但是，对于债务人之债务的免除是否导致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也同时被免除的问题，综观各国合同立法，则存在如下不同的立法态度。
　　1?债权人主义。该立场认为，尽管债务人之债务被免除，但债权人仍应为对待给付，不能履行的风险由债权人负担。例如，买卖物因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免除出卖人交付买卖物的义务，买受人却仍须支付全部货款。该主义发端于罗马法，后为德国普通法、意大利民法和日本民法所承继。
　　2?债务人主义。即由债务人承担不能履行的风险，债权人的对待给付被免除。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722条规定：“在租赁期间，如租赁物因意外事故全部毁灭时，租赁合同当然解除，如租赁物仅一部分毁损时，承租人得根据情况，或请求减少租金，或甚至解除租约。在上述两种情形，均不发生损害赔偿问题”。换言之，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其风险由出租人承担，因为出租人作为债务人，再也不能履行其“保证承租人使用租赁物”的义务，而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就归于消灭。法国民法以此原则为一般原则而适用于一般合同关系。德国普通法、奥地利民法、德国民法、中国台湾民法皆采取此主义。
　　3?所有人主义。依据该主义，风险负担随同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应由标的物所有人承担买卖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的损失。英国法曾经采此主义。法国民法以该主义为特殊原则，仅仅适用于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中。我国审判实践和理论也认为在买卖合同中应采取该主义。
　　4?交付主义。该主义认为，风险负担随着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交付标的物仅指转移标的物之占有，而不当然含有办理完毕登记手续等因素。英国法已开始接受该主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也是如此。
　　5?合理分担主义。即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致使不能履行的损失，由双方当事人合理分担。我国前《技术合同法》第3条第1款对技术开发失败的风险负担的规定，即采此主义。3
　　(二)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制度的立法设计
　　我国合同法对于双务合同履行中的风险负担应当采取何种主义，是合同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下面我们对上述各种立法主义尤其是债权人主义和所有人主义的弊端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若干规定，来具体阐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制度的立法设计。
　　1?以债务人主义取代债权人主义。债权人主义的弊端基本有三：其一，该主义与双务合同的性质相悖。因为双务合同的两个债权具有牵连性或对价性，当事人一方既然免除债务，则对方也无须履行债务。其二，该主义有失公平。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其仅使买受人单独承受买卖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出卖人就价款可以不负担风险，因为金钱债务没有发生不能履行的余地，买受人不得因不能履行而免除支付价款的义务。此外，从双方给付均可能发生不能的双务合同而言，债权人主义也不甚合理。例如，在互易合同中，先成为不能履行的当事人虽然免除其债务，却可取得对待给付。其三，在出卖他人物品或二重买卖的情况下，将发生不适当的结果。在出卖他人物品的买卖合同中，该物品灭失时，出卖人不受任何损害，却有权对买受人请求支付价款。在二重买卖之场合，买卖灭失时，出卖人有权请求各个买受人支付价款。有鉴于此，我国合同法不宜采取债权人主义，在大多数双务合同领域应当采取债务人主义。理由在于：双方当事人的对待给付既然互具牵连或对价关系，一方当事人的给付既然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发生不能，则理应不得请求对方为对待给付。所以，债务人主义符合公平理念和交易观念。当然，如果当事人在解除合同时对风险负担有约定的，则应依其约定。奉行债务人主义的风险负担，其构成要件有三：第一，必须是双务合同；第二，须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第三，须为不能履行。该主义实行之效力为：第一，债务人的债务被免除，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也被免除；第二，债权人免为对待给付，尚有代偿利益请求权。如果债务人因不能履行的原因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权让与该权或交付其受领的赔偿物。不过，债权人在代偿利益的范围内，应为对待给付；如仅仅获得一部分利益，则应按比例减少对待给付。第三，对待给付返还请求权。因双方当事人的债务均被免除，所以债权人未为对待给付时，无须再为；已经为对待给付时，因债务人的债务不能履行，可请求返还对待给付4。
　　2?以交付主义取代所有人主义。所有人主义同样也存在诸多不妥：其一，许多合同根本不发生所有权问题，如何采取所有人主义呢?诸如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等合同均不能适用所有人主义。其二，物权关系与债之风险本属两回事。一方不能履行，对方应否为对待给付，应由债之关系决定；所有人虽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而丧失物权，但不得因此而决定对待给付请求权的有无。而所有人主义却将这些不同的事物混淆，诚属不当。其三，在出卖他人物品的情况下，出卖人没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买受人对于买卖物所有权未转移时亦然。此间买卖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如果依据所有人主义，则将无法确定风险应由谁负担5。其四，美国《统一商法典》起草时，起草人认为所有人主义太难以掌握，太不明确，容易导致纠纷，不利于货物风险负担问题的解决。卢埃林指出：统一商法典在货物的风险转移上完全不用所有权的概念，从而使风险转移的规范变得清楚和明确，几乎不可能产生误解6。事实的确如此，在适用所有人主义时，美国提起风险负担诉讼的案件相当多，而在统一商法典颁布后，极少有因风险转移问题而提起的诉讼案。风险随同货物交付而转移原则即交付主义的确立，使这类问题得以简化和明确。当然，美国出现这一重大变化是与它采取合同项下的物的确定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标志之原则相关的。在美国，只要合同项下的货物被确定或特定，即使货物仍然在出卖人手中，货物所有权也转移给买受人。如果按照所有人主义，则风险也已转移给买受人，这就难免发生纠纷。因为货物的特定化往往取决于出卖人，确定合同项下的货物的时间也常常难以确定，买受人就更难以知悉。况且，要求买受人在没有受领甚至尚未看到货物之前就令其对该货物承担风险，也委实有失公允。采用交付主义取代所有权转移来确定风险转移的时间，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纳。将风险转移与所有权转移完全分开，受到各国的普遍赞同7。我国合同法在买卖合同领域，也遵循世界潮流一改往昔的所有人主义而采纳交付主义。
　　3?有名合同中风险负担问题之研讨。在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有名合同中，风险有哪些?应当采取何种立法主义?在此我们进行具体研讨。
　　(1)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中，虽然我国《合同法》采纳了交付主义，并在第九章中规定了交付主义的具体规则。但对此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如果买卖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则应信其约定。其二，交付标的物仅指转移标的物的占有，并不当然包含办完登记手续等因素。这样，在不动产买卖的场合，出卖人先转移不动产的占有，后与买受人共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风险自转移不动产之占有时转移至买受人，而非自办理完所有权转移登记时转移。因为不动产既然已归买受人控制，由其负担风险是公平合理的，同时也促使其尽高度注意。同理，在分期付款买卖场合，作为买卖物的动产或不动产先交付，待全部价款付清后转移所有权，风险自交付时起转移，而非自所有权转移时由买受人负担。第三，在不动产买卖情形中，如果先转移所有权，后交付不动产，德国民法典规定风险自所有权转移时由买受人负担，其学说见解不一。我们赞同合同仍然采用交付主义，而非所有人主义。
　　(2)承揽合同。在承揽合同中，风险是指工作成果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原因而毁损灭失，包括劳务、材料和损失。该风险之分配，应视由谁提供材料而有不同的归责：A.在定作人提供材料时，材料与劳务的风险应分别决定负担归责。关于材料的风险，我国《合同法》第265条规定，原则上应由承揽人负担，但属于不可抗力的，则由定作人负担。该规定可谓比较妥当，贯彻了“天灾归物权人负担”的思想。关于劳务的风险，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并补充如下规则：该风险在受领前，应由承揽人负担，即不得请求报酬；在受领后或受领延迟后，由定作人负担，即仍应支付报酬。B.材料由承揽人提供时，工作成果交付之前，由承揽人负担风险；交付之后或定作人迟延受领的，由定作人负担。我国《合同法》隐含了这种思想。
　　(3)租赁合同。在租赁合同中，按照“天灾归物权人负担”的思想，并贯彻债务人主义，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当由出租人负担。我国《合同法》第231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该规定体现了债务人主义。
　　(4)货物运输合同。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于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非风险负担。我国《合同法》第314条规定了风险负担问题，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运费的风险应由承运人负担，即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请求运费；已收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5)技术开发合同。由于技术开发属于开创性工作，存在着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因出现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而导致技术开发失败的，其风险由任何一方单独负担，都将导致不合理。《合同法》第338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无法予以确定的，则由双方合理分担。系采合理分担主义。合同法的上述规定是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的体现。
　　
　　
　　注释：
　　123崔建远：《关于制定合同法的若干建议》，载于《法学前沿》第2辑，第43、44、45、46页。
　　4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73页。
　　5史尚宽：《债法总论》，第570—571页。
　　6《纽约法律修改委员会1954年报告》，第160—161页。
　　7徐炳：《买卖法》，第256—257页。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2003〕167号发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供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2003年11月13日



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经济犯罪案件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4日至6日在重庆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和刑庭庭长参加了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应邀派员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总结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经济犯罪案件的工作做了部署。座谈会重点讨论了人民法院在审理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关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并就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形成了共识。经整理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纪要如下：

一、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主体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刑法中所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根据有关立法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具体包括：（1）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3）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4）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关于“从事公务”的理解

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二、关于贪污罪

（一）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贪污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性职务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罪一样，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对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虚假平帐等贪污行为，但公共财物尚未实际转移，或者尚未被行为人控制就被查获的，应当认定为贪污未遂。行为人控制公共财物后，是否将财物据为己有，不影响贪污既遂的认定。

（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临时聘用等管理、经营国有财产。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非法占有单位财物行为的认定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勾结，共同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有的，应当尽量区分主从犯，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司法实践中，如果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可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四）共同贪污犯罪中“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对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关于受贿罪

（一）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三）“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

（四）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行为的处理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的精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

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

（七）涉及股票受贿案件的认定

在办理涉及股票的受贿案件时，应当注意：（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没有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的，其受贿数额按照收受股票时的实际价格计算。（2）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3）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为人仅支付股本金，其“购买”股票时的实际价格与股本金的差价部分应认定为受贿。

四、关于挪用公款罪

（一）单位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行为的认定

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上述行为致使单位遭受重大损失，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二）挪用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行为的认定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认定是否属于“以个人名义”，不能只看形式，要从实质上把握。对于行为人逃避财务监管，或者与使用人约定以个人名义进行，或者借款、还款都以个人名义进行，将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既包括行为人在职权范围内决定，也包括超越职权范围决定。“谋取个人利益”，既包括行为人与使用人事先约定谋取个人利益实际尚未获取的情况，也包括虽未事先约定但实际已获取了个人利益的情况。其中的“个人利益”，既包括不正当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但这种非财产性利益应当是具体的实际利益，如升学、就业等。

（三）国有单位领导向其主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下级单位借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认定

国有单位领导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令具有法人资格的下级单位将公款供个人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四）挪用有价证券、金融凭证用于质押行为性质的认定

挪用金融凭证、有价证券用于质押，使公款处于风险之中，与挪用公款为他人提供担保没有实质的区别，符合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规定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挪用公款数额以实际或者可能承担的风险数额认定。

（五）挪用公款归还个人欠款行为性质的认定

挪用公款归还个人欠款的，应当根据产生欠款的原因，分别认定属于挪用公款的何种情形。归还个人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产生的欠款，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

（六）挪用公款用于注册公司、企业行为性质的认定

申报注册资本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成立公司、企业进行营利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挪用公款归个人用于公司、企业注册资本验资证明的，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七）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行为性质的认定

挪用公款后尚未投人实际使用的，只要同时具备“数额较大”和“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八）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的认定

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挪用公款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对其携带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2．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平帐、销毁有关帐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在单位财务帐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3．行为人截取单位收入不入帐，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难以在单位财务帐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4．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能力归还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归还，并隐瞒挪用的公款去向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五、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一）行为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不能说明”，包括以下情况：（1）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2）行为人无法说明财产的具体来源；（3）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经司法机关查证并不属实；（4）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因线索不具体等原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但能排除存在来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

（二）“非法所得”的数额计算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的“非法所得”，一般是指行为人的全部财产与能够认定的所有支出的总和减去能够证实的有真实来源的所得。在具体计算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应把国家工作人员个人财产和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支出等一并计算，而且一并减去他们所有的合法收入以及确属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个人的非法收入。（2）行为人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家具、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及股票、债券、存款等动产和不动产；行为人的支出包括合法支出和不合法的支出，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费用、罚款及向他人行贿的财物等；行为人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稿酬、继承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各种收入。（3）为了便于计算犯罪数额，对于行为人的财产和合法收入，一般可以从行为人有比较确定的收入和财产时开始计算。

六、关于渎职罪

（一）渎职犯罪行为造成的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认定

根据刑法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成要件的。其中，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通常是指渎职行为已经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在司法实践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虽然公共财产作为债权存在，但已无法实现债权的，可以认定为行为人的渎职行为造成了经济损失：（1）债务人已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2）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3）因行为人责任，致使超过诉讼时效；（4）有证据证明债权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

（二）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时效

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时没有发生，而是玩忽职守行为之后一定时间发生的，应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期限。

（三）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犯罪的法律适用

对于1999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前发生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行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为），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于“徇私”的理解

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