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外人员是否可参与调解并承担调解义务
——兼谈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蓝 敏 强

一、案情简介
某林场与湖南客商刘某于2001年4月签订了一份合办加力酱制品厂协议，协议约定：由某林场出资20万元并提供厂房，刘某出资50万元设备并提供技术合作开办酱制品厂，合作期限10年，约定了期满后资产的清算等。同时约定，酱制品厂由刘某承包经营，自负盈亏，刘某每年向某林场支付承包费3万元，承包期10年，并约定了违约金。刘某承包该厂后，由于技术、市场等原因，刚试产一个月即停产。刘某离开酱制品厂，返回湖南省居住。某林场以刘某违约为由于2004年4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刘某支付承包金，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二、审判结果
法院受理后，被告刘某主动请求法院进行调解，案外人刘某之兄刘某勇亦主动参与进来。经协商，原告某林场与被告刘某及案外人刘某勇达成如下协议：1、被告刘某所欠原告某林场承包费9万元由刘某之兄刘某勇负责清偿，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办加力酱制品厂的协议由刘某勇继续履行。原告某林场放弃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刘某与刘某勇对投资的设备等事宜由其另行签订协议。
三、法理分析
本案调解协议由案外人履行。那么，该调解协议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如案外人刘某勇拒不履行调解协议，本调解协议是否可以强制执行？原告应以刘某还是刘某勇为被执行人申请法院执行呢？
（一）调解协议的适用范围和法律性质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一项制度，它也是目前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诉讼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了运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破产还债程序外，只要不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均可由当事人达成协议，法院予以确认。这与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相一致。从性质上讲，在诉讼中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合意，具有契约性质。这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调解协议的内容本身是协议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的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原、被告及案外人刘某勇之间达成的协议，其内容是三方的合意，即三方订立的契约，又因为该协议是在诉讼中调解形成的，经法院确认，转化为法院的法律文书形式。
（二）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确定当事人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民事调解协议表明双方当事人对曾经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已取得共识，并得到法院的确认，原先争议的法律关系演变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权利方应依法行使权利，义务方应依法履行义务，当事人不得对此法律关系再发生争议。2、结束诉讼的效力。当事人不得以用一事实和理由向人民法院再行起诉，这是程序上的效力。调解协议是当事人根据自愿、合法原则，充分协商达成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送达前，允许协议当事人反悔。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协议内容是否合意，因而不存在上诉问题。3、强制执行的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当具有履行调解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调解书履行义务时，权利人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法院对协议的审查范围
民事诉讼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权、人身权产生的纠纷，属于私权领域。当事人对私权的处分，国家不应有过多限制，人民法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合法权益的处分权。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应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是否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侵犯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当事人达成协议是否出于自愿，协议是否显失公平，是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当事人的协议是否超出了诉讼请求范围及债权债务转让给谁，法院不宜过多干涉，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不违公序良俗，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予以反对。
本案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刘某勇达成的协议完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与案外人刘某勇达成了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且原告同意。原、被告及案外人三方达成的协议是三方的合意，虽然案外人刘某勇不是本案原、被告，亦不是第三人，但系其自愿参加进来。因而法院不应反对，应予确认。经法院确认后该协议赋予了法律效力。
（四）本案如何执行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般都由当事人自觉履行，也有少数案件当事人不按协议履行。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赋予了强制执行的效力，权利人可以申请法院执行。没有案外人参加的调解协议，被执行人即具履行义务一方。本案由于案外人刘某勇加入，成为履行义务一方，那么权利人（即原告某林场）是以被告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还是以案外人刘某勇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被告可以因为无履行义务而不履行，而案外人刘某勇是否可以自己不是本案当事人为由拒不履行呢？笔者认为，由于调解协议是三方当事人共同协商而达成的合意，原告作为债权人同意被告与案外人的债权债务概括转让，形成了新的契约。原告放弃了要求被告刘某履行义务的要求，同意由案外人刘某勇履行，并经法院审查予以确认。因而原告应以案外人刘某勇为履行义务人申请执行，刘某勇应依照协议履行，否则法院可依调解协议执行案外人刘某勇。



关于日本刑诉法及司法实务的几个问题〔1〕

宋英辉

修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需要了解、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日本和中国同属东方民族，在修改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了解日本刑诉法及司法实务的有关状况，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拟就其中与我国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联系较为紧密，从而也是法学界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作一考察。
一、被疑人的律师依赖权

日本刑诉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被告人或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在日本刑事程序中，被告人指因对特定刑事案件应负刑事责任而被提起公诉的人；被疑人指因犯罪嫌疑而成为侦查对象，尚未被提起公诉的人。因此，根据上述规定，自侦查开始，
被疑人即可委托辩护人。

依照刑诉法第39条，身体受到拘禁的被告人或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参加的情况下与辩护人进行接见或接受文件或物件（第1款）。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司法警察职员在进行侦查有必要时，对该项接见或接受，可以指定日期、场所及时间，该项指定不得不适当地限制被疑人进行准备防御的权利（第3款）。不过，
将该条规定的精神真正贯彻于司法实务，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1988年之前，侦查实务中实行“一般指定书制度”，即检察官对已被逮捕的被疑人，在请求法官签发羁押令状的同时，以有可能逃跑或毁灭证据为由，一并请求法官裁定禁止其会见他人。检察官再根据法官的裁定签发“关于会见等的指定书”，载明：“关于会见的日期、场所及时间，另以指定书指定。”如辩护人要求会见被疑人，则须经检察官另行签发指定书，载明不存在有碍侦查的日期、场所和时间。这称为具体指定。辩护人持此具体指定书，才能会见被疑人。不难看出，日本司法实务中，在被疑人同辩护人的会见方面，本应属于例外的禁止会见往来成了通常的情况，在原则上本应任何时间均可进行的会见往来却成了例外。此种侦查实务受到许多学者和律师界的广泛批评。1988年4月，法务省废止了“一般指定书”，改用“关于指定会见等的通知书”，其内容为：“因侦查上有必要时，对会见的日期、场合及时间另行指定，特此通知。”从而体现了刑诉法第39条规定的精神，只要没有例外指定，即可自由会见。在会见时间上，也由原来严格限制的15分钟延长到一般为30分钟。根据1992
年6月份情况的调查，在要求会见15～30分钟的389份申请中， 检察官指定缩短时间的为16份，不足5％，其他会见时间为15～50分钟不等，
有的达一小时以上。此外，会见也不再受看守所上下班时间的限制。总之，以往存在的侦查机关利用指定权剥夺辩护人与被疑人会见的权利的情况大有改观。

目前，日本律师界正在为将国选辩护人制度扩大到侦查阶段而努力。所谓国选辩护人，指国家支付费用而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人，是相对于被疑人或被告人自行选任的私选辩护人而言的。依照法律，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或辩护人于公审时不出庭时，法院可依照职权为其选任辩护人：（1）是未成年人的；（2）年龄在70岁以上的；（3）耳不能听口不能言的；（4）疑似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的；（5
）其他认为必要的。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国选辩护人只限于帮助被告人，而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被疑人。如果在立法上将国选辩护人制度扩展于侦查阶段，无疑会对被疑人的辩护权提供一种有效保障。

在保障被疑人辩护权方面，日本律师界的一大贡献，是自90年代起开始实行值班律师制度。其中分“待机制”和“名薄制”，前者指由律师会事先根据律师本人的志愿和日期制作值班表，依值班表负责当日值班的律师即在事务所等待，一旦身体受到拘束的被疑人或其配偶、亲属等要求律师帮助，值班律师经律师会转告后即速与被疑人会面；后者指事先把志愿作值班律师的律师会员名单独立编制成册，由律师会按名册顺序向要求帮助的被疑人推荐值班律师。值班律师第一次会见被疑人是免费的，会见时应告知被疑人，如其无力支付律师费，可以由“刑事被疑人辩护人援助”项目给予援助。该制度实际上是对日本现行刑诉法有关规定的一种弥补，虽然立法规定国选辩护人不适用于侦查中的被疑人，但由于实行值班律师制度，实践中被疑人仍有机会得到律师会提供的律师的帮助，而他无力支付费用时可以无需支付该费用。
二、逮捕和羁押
（一）逮捕
逮捕包括通常逮捕、紧急逮捕和现行犯逮捕。
通常逮捕即依法官签发的令状实施的逮捕。其要件是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被疑人曾经犯罪，但关于该当处30万日元以下罚金、拘留或罚款的罪，〔2
〕以被疑人没有固定住所或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接受到场要求的为限。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紧急逮捕，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职员，在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被疑人已犯符合于死刑、无期或最高刑期为3年以上的惩役或监禁之罪，
而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请求法官签发逮捕证时，可以在告知理由后将被疑人逮捕。紧急逮捕后，应当立即进行请求法官签发逮捕证的程序，在没有签发逮捕证时，必须立即释放被疑人。

对现行犯，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逮捕证而予逮捕，称为现行犯逮捕。所谓现行犯，指正在犯罪或刚实行完犯罪的人。对被追呼为犯罪人的，身上有显著犯罪的痕迹的或受盘问而准备逃跑的，也视为现行犯，称为准现行犯。对于轻微犯罪的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进行逮捕，只限于其住所或姓名不明以及有逃跑可能的情形。

法律规定紧急逮捕和现行犯逮捕并在程序上予以严格控制，即可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由于办理逮捕手续延误逮捕而使犯罪人逃脱，又可以防止因滥用紧急逮捕和现行犯逮捕而侵犯公民权利，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

司法警察职员逮捕或收到被疑人时，应立即告知主要犯罪事实和可以选任辩护人，并给予辩解的机会；如果认为有拘禁必要时，应在48小时内将被疑人连同文书及证物一并移送检察官。检察官逮捕或收到被疑人时，应给予辩解的机会；认为有拘禁必要时，应在收到被疑人后24小时内向法官请求羁押被疑人。自逮捕或收到被疑人到请求羁押的时限，总计不得超过72小时。在此期间没有请求羁押或没有提起公诉时，应立即释放被疑人。
不难看出，法律对司法警察职员拘禁被疑人的时间限制是很严格的，即使加上案件在检察官手中的时间，最多也不超过3日。
若需继续关押，须经法院批准羁押或在3日届满前提起公诉。这样规定，
旨在增强办案机关的制约，防止拘禁期间发生侵犯被疑人人身权利的危险。与此相比，我国刑事拘留的时间可长达10日，其中嫌疑人被拘留后在公安机关可长达7日，而且此间公安机关可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任何人。
这就极易发生刑讯等违法侦查。因此，加强对刑事拘留的监督与制约，是十分必要的。
（二）羁押
拘禁被疑人或被告人人身的裁判及执行，称为羁押，也叫未决羁押。与我国的逮捕有类似之处。

法院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有犯罪行为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以羁押被告人：（1）没有一定住所的；（2）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会毁灭罪证的；（3）有逃亡行为或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有逃亡可能的。但该当处30万日元以下罚金、拘留或罚款的案件，以被告人没有一定住所时为限。羁押时要告知被告人被告案件，并告知被告人有辩护人选任权。对被疑人的羁押，必须是已经逮捕（称逮捕前置主义），且是检察官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请求。

起诉前羁押的期限一般为10日，10日内未提起公诉时，应释放被疑人。法官可以根据检察官请求将期限延长10日。对内乱罪、外患罪等案件，如案情复杂、重要参考人患病、外出旅行或去向不明及需要鉴定等，不延长羁押期限进一步调查将难以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官可以根据检察官请求再延长期限，但再延长期限累计不超过5日。
案件已公诉的，羁押期限是自提起公诉之日起2个月，特别有必要时， 可以每隔一个月延长一次，但除法定情形外，延长只以一次为限。

羁押场所，原则上应是隶属于法务省的拘置监。但在实践中，羁押被疑人90％是在警察署的留置场（代用监狱），时间长达20天，侦查官员往往利用羁押被疑人施加压力获取自白。这种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批评，认为羁押的目的是为防止人犯逃跑或毁灭证据，而不就是通过调查被疑人来获取口供，为有效保障人权，应当取消警察机构设立的代用监狱。
三、不起诉处分中的起诉犹豫

日本刑诉法第248条规定，检察官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状与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这称为起诉犹豫。在我国有的译为“缓予起诉”。可能受翻译表达的影响，我国有的学者误认为检察官在作出“缓诉”处分时要规定一个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不再犯罪，“缓诉”之罪即不再追究；如果在此期间又犯新罪，则新旧罪一并追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日本，检察官的最终处分分为起诉和不起诉两种，不起诉又分为无罪（包括罪证不足不能证明有罪）等的不起诉和起诉犹豫的不起诉。起诉犹豫作为不起诉的一种情形，与无罪等的不起诉在法律后果上并无区别；起诉犹豫并无考验期；被起诉犹豫之人又犯新罪，只要原起诉犹豫处分正确，则检察官只能就新罪进行追究。
与我国免予起诉比较，日本起诉犹豫有以下特征：

1.没有具体条件的约束，而由检察官根据犯罪人性格、年龄、境遇和犯罪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情况来确定。与我国免予起诉比较，至少从立法上看，日本起诉犹豫所适用的案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同时，它也不是认定有罪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