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颁布试行《证券交易委托代理业务指引》（第1－4号）的通知
中国证券业协会
关于颁布试行《证券交易委托代理业务指引》（第1－4号）的通知
中证协字[2001]113号
各会员单位：
为了规范证券经营机构和投资者在证券交易委托代理业务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证券经纪业务的健康发展，我会主持制定了《证券交易委托代理业务指引》第1－4号（以下称“指引”），分别为“风险提示书”、“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授权委托书”、“网上委托协议书”。
本指引是证券经营机构和投资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范本，也可以作为签约使用文本。各会员单位在本指引颁布实施之前自行制定的条款，凡与本指引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指引为准。本指引未作规范的内容，各会员单位可以依据有关规定，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自行制定相关条款。
本指引由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现将《证券交易委托代理业务指引》第1－4号发给你们，请遵照并自2002年1月1日起执行。指引电子版可到协会网站“自律规则”栏下载，网址：www.s－a－c.org.cn
联系人：王 冲 电话：010－88061093
附件：《证券交易委托代理业务指引》1－4号全文
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处
二OO一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交易委托代理业务指引
第1号
风险提示书
尊敬的证券投资者：
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可能会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但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证券投资风险。为了使您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风险，根据有关证券交易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特提供本风险提示书，请认真详细阅读。投资者从事证券投资存在如下风险：
1、宏观经济风险：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周边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环境和周边证券市场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国内证券市场的波动，使您存在亏损的可能，您将不得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2、政策风险：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则发生变化，可能引起证券市场价格波动，使您存在亏损的可能，您将不得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3、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由于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整体经营形势的变化；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如经营决策重大失误、高级管理人员变更、重大诉讼等都可能引起该公司证券价格的波动；由于上市公司经营不善甚至于会导致该公司被停牌、摘牌，这些都使您存在亏损的可能。
4、技术风险：由于交易撮合及行情揭示是通过电子通讯技术和电脑技术来实现的，这些技术存在着被网络黑客和计算机病毒攻击的可能，由此可能给您带来损失。
5、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风险：诸如地震、火灾、水灾、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导致证券交易系统的瘫痪；证券营业部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电力故障等也可能导致证券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甚至瘫痪，这些都会使您的交易委托无法成交或者无法全部成交，您将不得不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
6、其他风险：由于您密码失密、操作不当、投资决策失误等原因可能会使您发生亏损，该损失将由您自行承担；在您进行证券交易中他人给予您的保证获利或不会发生亏损的任何承诺都是没有根据的，类似的承诺不会减少您发生亏损的可能。
特别提示：本公司敬告投资者，应当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认真制定证券投资策略，尤其是当您决定购买ST、PT类股票时，尤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该类股票比其他股票蕴涵更大的风险。
由上述可见，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您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本风险提示书并不能揭示从事证券交易的全部风险及证券市场的全部情形。您务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进行证券交易。
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第2号
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
甲方（投资者）：
乙方： 证券营业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甲乙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证券交易及其他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供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章 双方声明
第一条 甲方向乙方作如下声明：
1、甲方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资格，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和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禁止或限制其投资证券市场的情形。
2、甲方保证在其与乙方委托代理关系存续期内向乙方提供的所有证件、资料均真实、有效、合法，甲方保证其资金来源合法。
3、甲方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乙方向其提供的《风险提示书》，清楚认识并愿意承担证券市场投资风险。
4、甲方同意遵守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5、甲方已详细阅读本协议所有条款，并准确理解其含义，特别是其中有关乙方的免责条款。
第二条 乙方向甲方作如下声明：
1、乙方是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具有相应的证券经纪业务资格。
2、乙方具有开展证券经纪业务的必要条件，能够为甲方的证券交易提供相应的服务。
3、乙方确认其向甲方提供的委托方式以双方约定的委托方式为准。
4、乙方遵守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第二章 开设资金帐户
第三条 甲方开设资金帐户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同名证券帐户卡，并按乙方要求填写开户资料。
由于甲方提供的前款所述资料引起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
第四条 甲方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存入其资金帐户。
第五条 甲方开设资金帐户时，应同时自行设置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以下统称密码）。
甲方在正常的交易时间内可以随时修改密码。
第三章 交易代理
第六条 甲方可以通过第二条第三项约定的委托方式下达委托。
第七条 乙方为甲方提供以下服务：
1、接受并忠实执行甲方下达的委托；
2、代理甲方进行资金、证券的清算、交收；
3、代理保管甲方买入或存入的有价证券；
4、代理甲方领取红利股息；
5、接受甲方对其委托、成交及帐户资金和证券变化情况的查询，并应甲方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清单；
6、双方依法约定的其他事项；
7、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规定提供的其他服务。
第八条 甲方进行柜台委托时，必须提供委托人（指甲方本人或其授权代理人，下同）身份证、甲方证券帐户卡和资金帐户卡。
甲方进行自助委托，必须输入正确的密码。
第九条 当甲方委托未成交或未全部成交时，甲方可以变更其未成交的委托。
第十条 甲方应在委托下达后三个交易日内向乙方查询该委托结果，当甲方对该结果有异议时，须在查询当日以书面形式向乙方质询。
甲方逾期未办理查询或未对有异议的查询结果以书面方式向乙方办理质询的，视同甲方已确认该结果。
第十一条 当甲方需选择乙方作为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的指定交易代理机构时，双方需另行签定有关协议。
第四章 资金存取
第十二条 甲方依法享有资金存取自由。
甲方从乙方提取资金时，除非甲乙双方另有约定或甲方另有指令，乙方必须及时办理。
第十三条 甲方可以通过乙方柜台存取资金。
甲方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存取资金，但应按照乙方的要求办理有关手续。
其他方式由乙方依法提供，其含义由乙方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通过乙方柜台提取资金的，应提供取款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资金帐户卡，并输入正确的资金密码。
乙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证券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为甲方办理取款手续。但当甲方资金帐户出现大额异常变动时，乙方有义务予以关注并及时向证券监督管理机关报告。
第十五条 甲方提取资金每笔数额、每天存取次数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当第十三条第二款所指的其他资金存取方式无法进行时，甲方应在乙方柜台办理资金存取手续。
第五章 变更和撤销
第十七条 当甲方重要资料变更时，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并按乙方要求签署相关文件。
第十八条 甲方撤销指定交易，需另行签署有关文件。
第十九条 除非甲方有未履行交易交收义务等违约情形，甲方可随时撤销其在乙方的资金帐户。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要求甲方限期纠正，甲方不能按期纠正或拒不纠正的，乙方可撤销其与甲方的委托代理关系：
1、乙方发现甲方向其提供的资料、证件严重失实；
2、乙方发现甲方的资金来源不合法；
3、甲方有严重损害乙方合法权益、影响其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乙方撤销其与甲方的委托代理关系，需通知甲方，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甲方在收到乙方撤销委托代理关系通知后应到乙方办理销户手续。
在甲方收到乙方撤消委托代理关系通知至甲方销户手续期间，乙方不接受甲方的买入委托指令。
第六章 甲方授权代理人委托
第二十三条 甲方开设资金帐户后，可以授权代理人代为办理证券交易委托及相关事项。
第二十四条 甲方授权他人代为办理前条所述事项时，应当签署有关授权委托书，并向乙方提交代理人的有效证件。
授权委托书至少应载明下列内容：代理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授权权限、有关代理人合法的证券市场投资资格及乙方要求明示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甲方授权委托书的签署地应当在乙方，但经国家公证机关公证或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可除外。
甲方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应当交乙方备案。
第二十六条 甲方在授权委托有效期内变更授权事项或中止授权时，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并到乙方办理有关手续。
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前，仍执行原授权委托书。
第二十七条 乙方明知或应知甲方代理人超越授权权限而受理其代理行为的，对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与甲方代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七章 甲乙双方的责任及免责条款
第二十八条 乙方郑重提醒甲方注意密码的保密。
任何使用甲方密码进行的委托均视为有效的甲方委托。
甲方自行承担由于其密码失密给其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九条 乙方对甲方的开户资料、委托事项、交易记录等资料负有保密义务，非经法定有权机关或甲方指示，不得向第三人透露。
乙方承担因其擅自泄露甲方资料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第三十条 甲方应妥善保管其证券帐户卡、资金帐户卡，因他人伪造、变造资金帐户卡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有过错的，应由乙方先予承担，再依法追偿相关损失。
第三十一条 当甲方遗失证券帐户卡、身份证、资金帐户卡时，应及时向乙方办理挂失，在挂失生效前已经发生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第三十二条 因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甲方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因乙方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停电等突发事故，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二、三十三条所述事件发生后，乙方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甲方损失可能的进一步扩大。
第三十五条 乙方应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忠实地向甲方提供信息、资料。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各种信息及资料，仅作为投资参考，甲方应自行承担据此进行投资所产生的风险。
第八章 争议的解决
第三十六条 当双方出现争议时，可选择如下方式解决：
（1）协商；
（2）提请中国证券业协会调解；
（3）向证券监督管理机关投诉；
（4）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5）其他合法的方式。
第九章 机构户甲方
第三十七条 当甲方是机构户时，开设资金帐户，按如下程序办理：
1、依法指定合法的代理人，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授权委托书；
2、提交甲方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及其复印件，或加盖发证机关确认章的复印件、证券帐户卡、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3、预留印鉴和密码。
第三十八条 甲方以现金存入的，必须以现金方式支取。
甲方以支票存入的，必须以支票方式支取。
甲方帐户不能与任何自然人帐户相互划转资金。
甲方不能通过乙方柜台存取现金，也不能以自助方式存取资金。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乙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的规定收取佣金、代扣代缴甲方有关税费。
第四十条 甲方的委托凭证是指其柜台委托所填写的单据、非柜台委托所形成的乙方电脑记录资料。
第四十一条 乙方必须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期限保存甲方的委托凭证等资料。
第四十二条 本协议签署后，若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规章修订，相关内容及条款按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规章办理。但本协议其他内容及条款继续有效。
第四十三条 本协议根据法律法规和交易所、登记公司的规定如需修改或增补，修改或增补的内容将由乙方在其营业场所以公告形式通知甲方，若甲方在七日内不提出异议，则公告内容即成为本协议组成部分。
第四十四条 本协议所指的通知方式除上述条款中已有约定外，可以是书面送达通知或公告通知。
公告通知自公告在指定报刊和乙方经营场所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即视为送达。
第四十五条 本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署至第十九、二十条所指情形发生。
第四十六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第3号
授权委托书
编号：
证券营业部：
本人（授权人）兹委托 （被授权人，身份证件复印件附后）代理本人在贵营业部就证券交易有关业务活动，处理以下事项：
（ ）证券交易委托（含新股申购、配股、交割）
（ ）资金存取
（ ）查询
（ ）转托管
（ ）指定或撤销指定交易
（ ）销户
（ ）其他（请详细明示）：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 ）自本委托书签订之日起至本人向贵营业部书面撤销本委托书之日止。
（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人郑重承诺：
1、被授权人具有合法的证券市场投资资格；
2、被授权人在上述授权范围及委托书生效期内所进行的操作，均视为本人操作行为，其后果由本人承担；
3、本人郑重承诺本委托书内容真实、有效。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
被授权人预留签名：
授权人（签名）：
资金帐户：
深圳股票帐户：
上海证券帐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签署地点： 证券营业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
1、请在选择项前的（ ）填写“是”或“否”；
2、此委托书如需变更或撤销，需委托人前来营业部办理；
3、本授权委托书一式三份，授权人、被授权人、证券营业部各持一份。
第4号
网上委托协议书
甲方：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上海证券帐号资金帐号
深圳股票帐号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邮编
地址
乙方： 证券营业部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以及双方签署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经友好协商，就网上委托的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章 网上委托风险揭示书
第一条 甲方已详细阅读本章，认识到由于互联网是开放性的公众网络，网上委托除具有其他委托方式所有的风险外，还充分了解和认识到其具有以下风险：
1、由于互联网数据传输等原因，交易指令可能会出现中断、停顿、延迟、数据错误等情况；
2、投资者密码泄露或投资者身份可能被仿冒；
3、由于互联网上存在黑客恶意攻击的可能性，互联网服务器可能会出现故障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行情信息及其他证券信息可能会出现错误或延迟；
4、投资者的电脑设备及软件系统与所提供的网上交易系统不相匹配，无法下达委托或委托失败；
5、如投资者不具备一定网上交易经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委托失败或委托失误；
上述风险可能会导致投资者（甲方）发生损失。
第二章 网上委托
第二条 本协议所表述的“网上委托”是指乙方通过互联网，向甲方提供用于下达证券交易指令、获取成交结果的一种服务方式。
第三条 甲方为在证券交易合法场所开户的投资者，乙方为经证券监督管理机关核准开展网上委托业务的证券公司之所属营业部。
第四条 甲方可以通过网上委托获得乙方提供的其他委托方式所能够获得的相应服务。
第五条 甲方为进行网上委托所使用的软件必须是乙方提供的或乙方指定站点下载的。甲方使用其他途径获得的软件，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六条 甲方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原件及其复印件以书面方式向乙方提出开通网上委托的申请，乙方应于受理当日或次日为甲方开通网上委托。
第七条 甲方开户以及互联网交易功能确认后，乙方为其发放网上交易证书。
第八条 凡使用甲方的网上交易证书、资金帐号、交易密码进行的网上委托均视为甲方亲自办理，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
第九条 乙方建议甲方办理网上委托前，开通柜台委托、电话委托、自助委托等其他委托方式，当网络中断、高峰拥挤或网上委托被冻结时，甲方可采用上述委托手段下达委托。
第十条 乙方不向甲方提供直接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资金转帐服务，也不向甲方提供网上证券转托管服务。
第十一条 甲方通过网上委托的单笔委托及单个交易日最大成交金额按证券监督管理机关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甲方确认在使用网上委托系统时，如果连续五次输错密码，乙方有权暂时冻结甲方的网上委托交易方式。连续输错密码的次数以乙方的电脑记录为准。甲方的网上委托被冻结后，甲方应以书面方式向乙方申请解冻。
第十三条 甲方不得扩散通过乙方网上委托系统获得的乙方提供的相关证券信息参考资料。
第十四条 甲方应单独使用网上委托系统，不得与他人共享。甲方不得利用该网上委托系统从事证券代理买卖业务，并从中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五条 当甲方有违反本协议第十三、十四条约定的情形时，乙方有权采取适当的形式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当本协议第一条列举的网上委托系统所蕴涵的风险所指的事项发生时，由此导致的甲方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
1、甲乙双方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关系终止；
2、一方违反本协议，另一方要求终止；
3、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终止。
第十八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内容提要: 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著作人身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均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但是著作人身权目前已成为许多国家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普遍承认的一种权利。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理论之间存在着矛盾。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设置的具体缺陷，主要有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自相矛盾，对著作人身权的种类设计不合理，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不准确、内容限制不到位。对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应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包括规范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避免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不设置独立的“发表权”，不将发表权列为著作人身权的范畴，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署名权应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删除“修改权”，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准确表述我国《著作权法》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并对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一、著作人身权制度的沿革和现状
17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娜法令》，从主要保护印刷出版者的权利转为主要保护作者的权利。这可以说是著作权发展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该法在序言中明确指出，颁布该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刷者不经作者同意就擅自印刷、翻印或者出版作者的作品，以鼓励有学问、有知识的人编辑或者写作有益的作品。正是站在保护作者权利的角度上（注：欧洲第一个要求享有“作者权”，亦即对印刷商无偿地占有作者的精神创作成果提出抗议的是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他在1525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印刷商的警告》的小册子，揭露了某些印刷商盗用他人的手稿的事实，之后人们着重于研究和保护“作者权”），我们看到了《安娜法令》的重要历史地位，由此使作者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护。（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在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的著作权制度。）但是，该法令的立足点是放在维护作者及其他权利人的经济权利方面的，并没有强调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1]。所谓作者的精神权利即指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也即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著作人身权。实际上，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最初立法中是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的[2]。而且，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也没有规定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国家才开始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著作人身权制度[3]。但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尽管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但这并未影响著作人身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著作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著作人身权在立法中的地位不断巩固，以致著作人身权不仅已经成为一些主要国家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普遍承认的一种权利，而且还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保护。因此有学者认为，“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已成为多数国家著作权制度发展中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4]。
从历史的沉淀看，许多国家早期的著作权立法中，是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的，但从现实的立法上分析，许多国家对著作人身权制度又有着不同的规定，具体来讲著作人身权制度在立法上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其中，英美模式认为著作权主要还是一种“财产权”，犹如动产所有权一样，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可像动产一样通过转让、遗嘱处分或以执行法律的方式移转”（注：英国《1956年版权法》第35条第1款与《1988年版权法》第90条第1款），只是极为有限地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著作人身权（精神权利），并且著作人身权是可以转让、遗嘱处分或是放弃的；与英美模式完全不同的是德国模式，德国模式在立法上非常重视著作人身权，认为著作使用权受制于著作人身权；法国模式，采用了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并存并重，但又相互分离的二元模式，著作人身权一般不能转让、不能放弃，但著作财产权不再受制于著作人身权，是可以单独转让、继承的，中国、日本等国以及《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立法模式即采用该模式。不管哪种模式，其共同点就是对著作人身权制度在立法上是明确认可的。但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就在于其和民法人身权理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著作人身权是否可以转让、继承、放弃，是否存在期限性，法人能否具有著作人身权，等等[5]。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格权理论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就使得许多国家在著作人身权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在理论界也是观点众多。就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来讲，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四项权利在立法上为著作权制度之必需，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似乎也具有合理性，但严格来讲这些权利本身是不属于人身权范畴的，与民法上的人身权之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就产生一个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从诞生之日就伴随的一个痛：名不正言不顺。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些权利既为著作权制度之必需，但其又不属于人身权的范畴，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且这些缺陷使得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制度的规制上或与国际公约不一致或与外国的一些著作人身权制度相悖，使我国的著作人身权制度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二、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理论的矛盾
我国著作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四项权利，但这并非是民法人身权明确规定的权利。在民法理论中，人身权主要是针对自然人，人身权是自然人人格权与身份权的合称[6]。人身权是一个总的称谓，它有许多具体形态。这些不同形态的人身权处在不同的分支和位阶上，形成一个逻辑体系。首先，人身权依其客体究竟是人格抑或身份，而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其次，在人格权这一分支上，而再支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再次，物质性人格权细分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劳动能力权；精神性人格权分为标表型精神人格权、自由型精神人格权和尊严型精神人格权[7]。因此，在民法理论中，并不包含著作人身权的四项权利。但也有学者认为发表权实为隐私权的延伸，署名权为姓名权的延伸，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则是名誉权的延伸[8]，认为“著作人身权的确立，赋予了作者保护其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武器”[9]，学者的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认为著作人身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人身权。但实际上，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的设置是存在着缺陷的。
著作人身权制度的特殊性与民法人身权理论是根本无法统一的。在绝大部分国家的民事立法中，对于人身权的主体资格上，法人是否享有人身权许多国家民事立法有着不同规定。法人一般不能享有人身权，据徐国栋教授考察，只有我国《民法通则》、1978年《匈牙利民法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巴西民法典》承认法人的人身权，其他均不承认[10]，人身权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对于法人是否具有人身权，我国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王利明、杨立新、薛军等学者持肯定说，认为法人应当享有人身权；尹田等学者持否定说，认为法人不享有人身权。持否定说的认为人身权是为保护自然人这样的伦理实体创立的，法人不是伦理实体，而是人格化的资本（注：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2页；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薛军：《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郑永宽：《人格权的价值与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但是，在著作权立法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立法中均承认法人是能够成为著作权的原始主体的，因此法人就应当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所谓的著作人身权，这样的话，著作人身权的权利主体不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而民法理论认为人身权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应是自然人；同时，人身权是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因素，因而不可放弃或授权他人行使[11]，但著作人身权则可以放弃或授权他人行使，例如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来讲，作者可以委托授权编辑予以修改，也可以通过协议方式承诺放弃对作品的修改，这与民法人身权与其主体不可分离也是不一致的。此外，民法人身权具有期限性，依赖于自然人主体，如果主体不存在，人身权自然就不存在，但是著作权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没有期限性。因此，著作人身权制度的设置本身是存在着缺陷的，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法人身权理论的逻辑性和人身权制度的统一性。
三、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设置的具体缺陷
我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颁布，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著作权法的修改顺应了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对著作权法提出的新的要求，同时也缓解了国内广大著作权人强烈呼吁修改著作权法不合理规定的压力，从而使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走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2]。但是由于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存在的设置缺陷，使得我国《著作权法》有关人身权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不足，使得我国《著作权法》在今后的修正时应充分予以考虑。
（一）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自相矛盾
民法理论认为“人身权的作用，在于对本身人格和身份的支配，因而属于支配权。同时，也属于绝对权。人身权与其主体不可分离，无从出让，从而又是专属权”[7]，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著作权所包含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第（一）至（四）项为著作人身权，第（五）至（十七）项为著作财产权。该条第二、第三款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第三款），根据此规定，第（五）至（十七）项的著作财产权“可以许可他人行使”，也“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并可“获得报酬”；而第（一）至（四）项的著作人身权是不属于“可以许可他人行使”，也不属于“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范围的，即人身权不享有“许可使用权”、“依法转让权”的，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是不可分离的，这与民法的理念并不冲突；但实际上我国《著作权法》个别条款的规定并不是如此，在某些条款中出现了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分离的情况，从而使条文之间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根据此规定，对于特定情形下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则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这样规定，就使得著作人身权中的所谓发表权、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就与著作权的主体—作者分离了，从而归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了。相同的情况还有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根据此规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这样规定，使得影视作品的著作人身权中的发表权、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同样与作者分离了，从而归属于“制片者”享有。这些条款的规定使原本应当属于作者的人身权，立法者通过立法的规制将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相分离，由他人来享有了。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制方面存在着理念上和技术设计上的矛盾。从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尽管“各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原则上都否定了其可转让性，但在立法文件或司法实践中又都不同程度地允许作者将部分权能许可他人行使或允许作者放弃部分著作人身权”[13]。不仅我国《著作权法》条款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形，而且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同样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作者身份确定后，由作者或者其继承人行使著作权”（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根据这一规定，著作权的其他三项人身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可以由作者以外的人享有此项权利的，著作人身权与作者的主体身份就分离了，而且著作人身权还可以由“其继承人行使”，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与主体相分离情况的矛盾性规定是现实存在的，作为立法者，在再次修正《著作权法》时应采取高超的立法技巧，避免法条彼此之间的自相矛盾。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和十六条作为作者身份权的署名权，是由作者享有的，是否意味着“署名权”也可以与作者这一主体相分离？对这一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是不明确的，技术上也是存在着矛盾的。一方面依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著作财产权“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但是包括署名权在内的著作人身权是不能“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另一方面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该条中的“著作权”的范围应当是既包括人身权又包括财产权的，因此，本条款中的“著作权”当然包括“署名权”，依此规定，署名权是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著作权的归属确定主体的，这样的规定显然与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又是自相矛盾的。立法上多次出现这样相互对立矛盾的规定。正因为立法上的这些不严谨，甚至于矛盾的规定致使我国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署名权可以通过约定的方法进行移转[14]；另一种观点认为“署名权只能归属于作者，不能由委托合同确定”[15]，由此看来，法界理论认识的不一致与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种类设计不合理
1．著作人身权将“发表权”设计为内容之一这与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的规定不一样，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身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同时，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公之于众的作品”，这里如何来理解“公之于众”？发表就是将作品“公之于众”，是著作权人的一种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作品利用方式，同发行、复制、改编等行为应当是同样的，同发行、复制、改编等权能一样，发表权也是一种著作使用权能。但我国《著作权法》却将发表列为人身权范畴，而将发行、复制、改编等列为财产权范畴，显然不合适。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至今未将“发表权”列人保护的条款。发表权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法承认并予以保护的一种著作人身权，在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中，很多是不承认“发表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表行为常常跟复制、发行、表演、改编等行为融合在一起，故而不需要设置独立的发表权，发表与上述行为一样是一种著作使用权能。作为一种著作使用权，发表权不仅可以行使一次，而且也可以反复行使，比如对自己的作品再版；不仅可以自己行使，而且还可以授权他人行使，不仅可以转让而且还可以继承。在作者死后，其未公开作品的发表由继承人或者作品手稿的持有人决定，《意大利著作权法》第24条就规定：“遗作的发表权属于作者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但作者生前明确禁止发表或委托他人发表的除外”，《法国著作权法》则将此权利先授予作者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行使，如无遗嘱执行人，则由其继承人或遗赠人行使。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7条也明确规定：“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因此，不论是国际公约根本不提及“发表权”，还是各国关于发表权的相关规定，都不难发现，发表权实际上体现的是其著作使用权的特征，而不是人身权的特征。此外，《法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作者人身权终身享有，不可转让和剥夺”，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但是发表权如果是人身权的话，它的保护期应当也不受时间限制，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发表权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是有时间限制的，例如公民作品的发表权就有时间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因此，发表权严格意义上不属于人身权的范畴。所以，在今后修正我国《著作权法》时要么和国际公约保持一致不提及，要么不列入人身权范畴。
2．我国《著作权法》立法中对“署名权”的解释表述不确切。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根据此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署名权还隐含着另一种权利，即作者资格权”[16]，或者认为署名权就是作者身份权[17]，署名权与确认作者身份权“二者讲的是同一意思”[18]。笔者认为，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依其内容，应属于人格权，而不及身份权（注：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此处之身份，并无相应的民法上的身份权之内容，本义应为“资格”），此处所讲的作者身份权应当是指“作者基于其创作行为而产生的要求他人承认其对作品的创作资格的一种权利”[19]，或者是指作者“享有的主张或者否定其为某作品之作者的权利”[20]。因此，此处的“署名权并不是民法理论的身份权之内容，作者在其作品上的署名（真名、假名、匿名或者伪装名）及于一切复制本，它们均须保有此种署名状态[21]，也就是说作者有权在作品上以真实姓名署名，也可以在作品上以笔名、化名、代号或者以其他形式署名，也可以在作品上以匿名方式署名；而且还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擅自改变其署名方式，禁止非作者擅自在其作品上以作者身份署名，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民法上的身份权，由于“从身份到契约”的变迁，身份权主要包括：亲属权、亲权和配偶权，因此，将“署名权”的解释用“表明作者身份”来表述是与民法理论不一致的，在修正《著作权法》时应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
3．我国《著作权法》将“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列为两项独立的权利属于重复分类。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在“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制度设计上，是将其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利种类而单列开来的。有学者已经认为“作品完整权同修改权有密切联系”[22]。笔者认为，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依照我国《著作权法》之规定，修改权原则上应由作者本人行使，但也可以授权他人代为行使进行修改，委托人一般是作者所信赖的人；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是指作者“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从实际生活来看，如果他人歪曲、篡改作者的作品，势必会对作品进行修改，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修改从而达到歪曲、篡改作者作品之目的，没有修改，就不会存在歪曲、篡改的问题；同时，如果他人未经作者许可而对作者的作品进行了修改，本身就是对作品完整性的破坏，有损作品的完整性。有学者指出：“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实际上是一项权利的两个方面，从正面讲，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从反面讲，作者有权禁止他人修改、增删或歪曲自己的作品。”[23]实际上这两项权利原本就属于同一项权利，立法者人为地将其分割成两项权利，不仅破坏了法律的完整性，而且也使得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因此，在今后再次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此两项权利合并为一项“保护作品完整权”。
（三）我国《著作权法》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不准确、内容限制不到位
我国《著作权法》以定义的方式解释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它的任务“是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具有的特殊属性，从而明确概念的内涵”[24]，定义规则要求定义时应尽可能地抽象概括，但这种抽象概括的定义方式，就不可避免地无法准确地将著作人身权的各项权能内容完整而清晰地表达出来，就会出现权能内容表述不准确等缺陷。比如，我国《著作权法》关于署名权的表述方面就不准确。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依此规定“在作品上署名”是不应当包括作者“不在作品上面署名”的。但立法者的本意应当是“作者有权决定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名，也有权决定署真名、假名、笔名或艺名”[25]，是否署名是作者的一种意志，因此，在今后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署名权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否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著作人身权属于“私权”范畴，世界各国大多采用“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对私权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的确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是不到位的。例如，对署名权的限制，如果作者署名可能会损害作品合法使用人的利益，而且从利益均衡原则出发立法者倾斜于合法使用人利益时，对作者的署名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就很有必要；在保护作品完整权方面，如果作品的合法使用人基于更合适的理由需要对作品进行改动以维护自身利益时，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也应受到限制。对于这些应当限制的权能内容，现行立法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
三、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规范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避免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人身权利是终身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日本《著作权法》也规定：“著作人人格权，属著作人个人享有，不可转让”，作出类似规定的国家还有德国、意大利、英国以及俄罗斯等[26]，可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立法都明确规定了著作人身权是不得转让的内容，也就是著作人身权的主体是专属的，是不能随随便便转让给他人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和现实生活中，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分离的情况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且这种存在是得到立法者的认可的。在前面笔者的论述中已提到的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的影视作品和职务作品中已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让了，与作者主体分离转让给他人的情况，也就是说立法者对著作人身权转让的事实，是予以承认的。
问题的关键是，既然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转让是认同的，怎样从立法上规制使得法条之间不自相矛盾，通过立法使著作人身权制度更加完善。笔者认为对于“署名权”是表明作者的资格的，因而立法上应当禁止其转让；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立法上可根据具体权能内容分别允许或禁止其转让。在立法技巧上，可以采用“但书”模式，在规定著作人身权原则上不得转让的前提下，通过“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立法模式，解决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分离转让的情况，从而解决立法中出现的各条文之间自相矛盾的规定。
（二）规范著作人身权的种类，使其顺应国际公约和国际趋势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的种类划分体例结构上是存在缺陷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制：
1．不设置独立的“发表权”，不将发表权列为著作人身权的范畴，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持一致。在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中，很多是不承认“发表权”的，而且《伯尔尼公约》至今未将“发表权”列人保护的条款。
2．保留署名权，将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修正为：“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否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署名权应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
3．删除“修改权”，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因为国际公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立法例。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著作权立法中，都没有将“修改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能加以规定，而是将修改权的内容规定在“保护作品完整权”之中。修改权是我国《著作权法》特别设立的一种著作人身权，笔者认为其实质还是一种“保护作品完整权”，因为对于作者而言，是否修改，怎样修改，是否授权他人修改，完全属于其私力支配的范围，根本就不需要设立独立的修改权，修改权也不存在为他人所侵害的情形。如果他人擅自行使其“修改权”，则涉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障问题[27]。
（三）准确表述我国《著作权法》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并对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定义的方式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因此一定要准确，同时对该限制的内容应进行必要的限制。如在今后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署名权定义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否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准确表述作者署名权的权能：第一，作者有权在其所创作品上署名；包括署真名、假名、匿名或者伪装名（注：伪装名系指署上有关自然人姓名，而不署作者的名字。也即以他人名义署名）。第二，作者有权不在其所创作品上署名。第三，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第四，作者有权否定他人为其所创作品的作者。此外，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还应准确表述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能：第一，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对其所创作品进行歪曲、篡改或贬损。第二，作者有权或者授权他人对其所创作品进行修改。第三，作者对他人未经其授权而为的修改行为有追认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立法上在准确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时，还应当就有关著作人身权权能内容的限制进行必要的规制。
综上所述，著作人身权是著作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制度错误联姻的产物，它们本不是人身权，却被称之为人身权之名；它们本是有时而尽，却被认为是永世长存。不管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理论如何冲突和自相矛盾，著作人身权制度毕竟通过对署名权、保持作品完整权的特殊保护，具有维护文化发展利益的实际功能，这也许就是著作人身权制度尽管本身存在着缺陷但依然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目前还没有设置接触权、收回权等私益性辅助权，这些权利不仅范围较窄，而且行使起来困难也很多，基本没有实践意义。
注释:
[1]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
[2]吴汉东，等．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51,272,324.
[3]汤宗舜．著作权法原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59.
[4] [9]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4社]，2009.243,245.
[5]郑成思．有关作者精神权利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法学，1990,（3）.
[6][7][8] [2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30,131,497,482.
[10] [11]徐国栋．民法总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43,298.
[12][16] [22]刘春田．知识产权法（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3.43,63, 65.
[13]胡开忠．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8.